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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民企同等国民待遇的获得，是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对之呼吁，已有些时日。这背后有个基本情况，就是中国一向是开放促改革。改革就需要充分市场化，而市场化必然需要公平竞争和价格放开。价格放开，早已随着价格双轨制的结束而解决，但公平竞争一直存在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民企与国企之间的不平等上。
现实的问题是，民企待遇远远不如国企，甚至于不如外企。而这些年的经验是，民企跟着外企走。如果某一个垄断的口子被外企撕开了，那么不久民企也就可以进入该垄断行业。这就像智猪博弈（猪圈里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品。如果有一头猪去踩踏板，另一头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民企就是一只智猪，靠着外资的进入，而获得市场竞争环境的不断改进。这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第二个原因也与外资有关。WTO是外资获得各种平等待遇的总的协议，而一旦给了外企不给民企，那么民企就将面临危机。这样，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必然促使各界呼吁给予民企同样的条件。这样的结果是，民企也获得了这些待遇。
第三，新一届政府倡导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需要公平发展。而改善民企竞争环境，一方面是为了和谐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中国陷入拉美化陷阱。（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进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外资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的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当全球产业的风向一转，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此外，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民企的打压。为此政府也有必要给民企以信心。
事实上，随着WTO的临近，放开民企越来越紧迫。有人担心放开后，民企会因为实力不济而散失竞争优势，这大可不必担心。放开越晚，对民企越不利。2000年左右，我就和张维迎讨论放宽政府管制。如果那时候放开，民企已经成长到一定规模了。现在放开也还不晚。如果不放开，五六年后，外资真的进来了，那就更不利于竞争。
现在放开，肯定比几年后放开要好。当年吉利老总李书福说，给我一个机会，哪怕是失败的机会。结果李把吉利做成了一个样子。凭什么说不行？不给机会，民企永远没有长大的一天！
（赵晓为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本报记者 许凯整理）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3月05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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