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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栋
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2·14”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214名矿工遇难。
几天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暂停辽宁省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国强的职务。另一个重要决定是，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专设由总局管理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并派瓦斯督导组进驻国有重点煤矿。
以国务院的这次决议分析，国家安监局升格为正部级单位，传递出两个信号：其一，国家安全生产监管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进一步细化，尤其是针对于煤矿的安全监管；其二，国家安监局在执行力度的职权上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实，从历史上看，国家安监局的升格也并非头一次。1998年国务院大幅度机构改革时，将由劳动部承担的安全生产综合管理、职业安全监察、矿山安全监察等职能交由国家经贸委承担，在经贸委下新设立安全生产局。1999年国务院又增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承担由经贸委安全生产局负责的煤矿安全监察职能。一年后国务院在经贸委安全生产局基础上设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合署办公。2003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正式宣布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摆脱“委管局”，并在局机关设立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从劳动部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到国家经贸委下设的局，至脱离“委管局”独立，而今跟部委平行。不难看出，国家安监局的此次升格并非首次，而一个部门又为国务院如此频繁地作为议程改革也不多见。其实这都掩饰不住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目前的安全监管体制。我国安全监管机构实行的是属地化管理，这种体制造成的直接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安监局形成上下级关系，而在施行安全监管时，双方易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此，既要做运动员，又要当裁判员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其执行力施行起来自然相当艰难。尤其在地方，有些国有大型煤矿的行政级别高出地方安监机构也很常见，即便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一旦安全与生产发生利益冲突时，安全只能退居经济效益之后。
典型的例子如，大平矿难发生前的2003年11月，郑州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对郑煤集团开展安全执法监察，查出诸多事故隐患并下达处理决定书，遗憾的是这些工作只停留在纸上。其后郑煤集团超化矿发生透水事故，12名矿工被困在井下109个小时后获救，但事故并没有真正引起郑煤集团的重视。
统计表明，仅2004年，我国就有6000多人在采矿业的爆炸、透水、塌方等事故中丧生，占世界矿难死亡总数的80％。自去年10月以来，郑煤集团、铜川煤矿和阜新煤矿3家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相继发生事故，其中阜新矿难214人的死亡人数创建国50多年来最高纪录，伤亡数字触目惊心。百姓沉痛，高官震惊。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煤炭产量只占全球35％，如此强烈之对比，凸显了政府原有安全管理体制上的欠缺与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企业挣扎于微利与亏损的边缘。直到近两年，经济快速发展产生巨大的能源需求，煤炭价格随之大幅上扬。面对这样的市场机会，煤炭企业把超负荷生产当成常规手段，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大矿大干，小矿蛮干，遂成为矿难频发的主要诱因。
而国家安监局升格后，安全监管机构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现象将在相当程度上减弱，国有大型煤矿因其行政级别而无视安监机构的监察也会有所顾虑。要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或事故调查处理，与各大部委协调起来也必将顺畅得多。
作为直接推动这次紧急升格的阜新矿难事故，从国务院研究决定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停职检查，到辽宁省政府宣布阜新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梁金发停职，充分彰显国务院及各部委对事故责任的处理力度之深。由此想到的是，当国家安监部门的执行力得到加强后，不论国有大型煤矿还是私人小煤窑，对生产安全的重视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而得出一个乐观推测就是，忽视安全监管、发生矿难、瞒报矿难等问题亦会随之减少些吧。
《市场报》 (2005年03月04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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