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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升级也随之呈现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中国从农业大国过渡到初步工业化国家。1978全国工农业总产值5869亿元。中国依靠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奠定了汽车、造船、飞机、航天及核工业发展基础。1953年-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了6.26倍和3.53倍，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34％上升到62％。
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分析，1978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只有205美元，但制造业比重却高达31%，这比人均GDP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甚至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还高近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民是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以极高的代价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准的。这个代价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此阶段，是非常典型的高积累低消费阶段，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都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当时人们省吃俭用追求的家庭财富梦想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也就是俗称的“老三件”。“老三件”的消费量级基本上是“100元”左右。这一阶段属于“供给决定型”，即百姓的消费需求受限于整个社会能够供给的产品种类、数量的刚性制约，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消费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个阶段：1979—2000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20年中国从初步工业化国家过渡到新型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从6175亿元上升到89404亿元。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我国居民消费史上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从消费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居民选择偏好的变化来判断，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此之前可以称为消费数量的扩张阶段；此后则是消费质量的提升阶段。
在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对改革前长期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量的补偿。因此，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
居民的消费扩张有力地促进了1979年-1984年国民经济的转轨和结构性调整。其中比较突出的事实，一是恩格尔系数由0.56上升到0.59；二是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65％上升到70％；三是受需求拉动的强烈影响，农业和轻工业产值份额分别由22％和26％上升到25％和27％。此外，居民储蓄率由3％上升到12％，居民储蓄份额，即居民储蓄占社会总储蓄的比重由9.6％上升到21.4％。这表明：
第一，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积蓄的潜能，特别是必需品生产方面所积蓄的潜能，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并由此带来了发展模式的全面转轨；第二，中国开始从重视国家积累走向“藏富于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公正的待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彰显。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拟合度”最好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足以令人自豪的黄金时代。
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0年，恩格尔系数降至39.2%。正是在这个阶段，居民的消费选择真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它不仅摆脱了传统体制强加的行政性约束，也摆脱了数量扩张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形成的生理性约束。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
这一阶段是中国居民向小康生活跃进的一个重要阶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宠儿，消费量级已经上升到了“1000元”是第一阶段财富宠儿的10倍，这也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增加了10倍。
第三个阶段：2001—2020年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与意大利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
2000年上海因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引人瞩目。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计算，上海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城市。2002年4月份，上海一家报纸公布了对该市家庭收入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分析：1％的居民“很富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5％的居民比较富裕，年收入为5万～12万元；71％的居民属于“小康”，年收入接近5万元。上海市提出今后五年人均GDP要达到75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将达到10万元。北京在2002年3月的调查结果是，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值户均达到47.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到13.2万元）。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的消费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零点调查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类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费，等于消费增量／收入增量）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国家统计局预测，如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年后就可达到38%。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20年后中等收入者个人的年收入水平大体应在5万-8万元，个人金融资产应在30万元以上，恩格尔系数降至25%左右。
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在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开支绝对量增长,投资类消费(保险、住房储蓄、债券、股票)比重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
（作者为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3月03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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