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体制挤压外资电厂 企业困境凸显制度缺陷

　　自2003年夏天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电力短缺，而电力及煤炭体制的缺陷也在“煤电之争”中变得明显起来。制度的缺陷导致电力企业不得不“戴着镣铐舞蹈”。一些外资电厂黯然告别中国，一些外资电厂则还在苦苦支撑，另外一些电力企业则在寻求价格体制的变革……2005年，电力短缺问题和煤电之争可能还将延续，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本报记者 张帆

　　一边是中国大面积的电荒，一边却是自己旗下全部七家电厂的大面积亏损，太平洋顶峰电力公司CEO罗伯特.安德森不得不一再使用“疯狂”一词来形容这种现状并表达自己的惊诧与郁闷。

　　令罗伯特不可思议的亏损

　　太平洋顶峰是在中国排名前五位的外资电力公司之一，出资方为世界500强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和世界银行等，在业内，它被看作是一个异常执着的热电联供行业的专业投资者。

　　太平洋顶峰在中国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始于1998年，到2004年底，它一共在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布局了七个热电联供企业，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总投资额达到20亿元人民币。然而顶峰继续扩充自己中国电力家族阵营的梦想在去年遇到了麻烦。在过去的十几个月里，罗伯特和下属们辗转于全国各地，一共审查并分析了超过35个热电项目的投资机会，但是从中没有找到一个因能有合理回报而推荐给董事会。

　　而且即使是目前仅有的七个项目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局，从过去的赢利变成了全部亏损，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来自于煤价的狂飚。

　　从2003年6月到目前，顶峰旗下所有电厂的平均标煤价格从193元／吨上涨到370元／吨，上涨幅度达到了90％。而进入2005年，煤价的涨势没有得到任何扼制。煤在企业经营成本中的比重由过去的40％达到目前的65％。其在河南的一个热电厂，煤价整整上涨了150％。其涨幅远远超过即使是最有感知能力的企业家所能预料到的程度。

　　罗伯特说，虽然同期电价有所上调，但那只是销售给老百姓的电价调了，卖给电网的上网电价并没有涨。所以，煤炭涨价这个因素让他的发电企业在中国电荒最严重的2004年反而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

　　实际上，2004年没有几个外资电厂日子好过，几乎全部亏损，或者接近亏损。而作为热电联产来说，顶峰的中国同伴们情况也大体相仿，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份，用户已经联合起来为热电厂提供紧急现金，使电厂能够继续购煤、继续运行。华北的两个省有超过100家热电厂或在亏本运行或准备停机，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买煤。

　　罗伯特说，2004年电煤价格连续上升，国有的电厂由于有价格相对较低的计划煤而盈利，但是非国有的发电企业则举步维艰。对于顶峰这样的热电联产企业来说，要消化如此大比例的煤价上涨因素着实是不可能的。

　　首先，热电厂必须位于城镇内，因为这儿有用于民用供暖或工业用汽的蒸汽需求，所以坑口煤运输不是一个可选方案。另外，热电厂的大小是与当地蒸汽需求密切相关的，它们通常规模较小。中国典型的热电厂装机容量在12-25MW。因此这些电厂不能像大的独立发电商那样获得带有补贴价格的煤，只能按市场价格买煤，而且多数热电厂也没有能力通过铁路运输来确保煤的供应。

　　“一个卖面包的，他的面包一直卖十元钱一个。如果有一天麦子的价格突然涨了一倍，卖面包的人将不得不提高面包的售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者不去抱怨种麦子的，而去抱怨卖面包的涨价了，是不公平的。我们今天的处境就是那个卖面包的。

　　“在国外，电力和石油等行业一样，成本一涨，电价也会随之上涨，唯独中国是个例外。比如，原油涨价必然会导致加油站汽油或者柴油价格上涨，电站和加油站很相似，不同点可能在于电站的投资额更大，电价上涨的成本最终应该由客户来承受，而不是我们发电企业。

　　“电力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目前在中国却生存在一个夹缝之中：买煤受到市场经济因素的控制，但是电价、热价却受到计划经济的控制。生存在这样的一个夹缝之中，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罗伯特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顶峰困境”凸显制度缺陷

　　顶峰所投资的热电联产企业，代表的正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热电冷三联产能源高效利用技术，业内将其统称为分布式能源。

　　之所以称之为“分布”，是相对于能源集中生产，主要代表形式为目前中国最普遍的大电厂加大电网而言的。它是把二次能源供能点分散到很多企业、社区、大厦、医院、学校、写字楼……甚至个别家庭住宅中去。由于分散，所以每个系统的规模都不会很大。电是最主要的二次能源，最大多数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是除了电之外，还同时供热供冷，是多联产系统。

　　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主要优点是用在冷热电联产中。热，尤其冷，不像电，难以较长距离有效输送。所以对大电厂来说，除非特殊设计安排好，否则其设址都有自身的要求，一般而言附近难以有足够大量的适合冷、热用户，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的联产。而分布式能源系统却正好相反，它按需就近设置，可以尽可能与用户配合好，也没有远距离输送冷、热的难处，且避免了大电网的输电损失。所以，虽然纯动力装置本身效率低、价钱贵，但充分发挥联产的优点，自有其优越之处。

　　来自国际分布式能源联盟的数据显示，丹麦、荷兰和芬兰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分布式能源发电量都占到了总发电量的40％左右，但我国却只有不到15％，并且大多是效率较低的国有热电厂。

　　虽然像香港以及国外的诸多大投资对热电联产这种小项目并无兴趣，虽然中国政府更加鼓励大型电厂，但罗伯特的投资来自类似美国的养老基金性质的基金公司，这部分钱来到中国的目的往往不是寻求暴利，而是寻找低回报，但同样是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因此热电行业的节能、环保与稳定收入便极具魅力，使其毫不吝惜地把大笔资金投入其中。

　　位于河北正定县的诚峰热电厂是罗伯特最为心爱的一个项目，在这里，来自山西的煤炭与来自化工厂的炭渣混合并经过脱硫处理后，进入锅炉燃烧，地下水在过滤后被烧热为蒸汽并打入汽轮机发电，汽轮机产生的热又用来制造出蒸汽输送到周边工厂，冬天时提供居民采暖。即便是采用当今世界上最高效率的发电技术，燃煤发电效率最高也只能达到50％，天然气发电效率可以达到58％。与之相比，采用最普通的热电技术，燃煤热电效率可以达到70％，天然气热电效率则是80％，而一些分布式能源可以达到90％，甚至更高。

　　然而长期以来大电厂加大电网的能源模式却让这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利用方式在中国进展得举步维艰。

　　业内人士透露说，分布式能源首先遇到的就是电力垄断这个槛。项目审批和申请电力并网困难重重。作为与大电网、大电厂分食的新的能源供应者，必然受到其天然的排挤与阻挠。

　　在国外，分布式能源也曾遭遇排斥，但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他们开始注重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美国国会就于1978年修改了《公共事业法》，以法律的形式强逼电网公司接受用户自己建立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特别是允许热电项目的并网。

　　而目前中国艰难启动的电力体制改革，令包括顶峰在内的非国有电力企业远不能满意。

　　顶峰能否“顶风”而上

　　如果把由于1999年电力过剩引发的外资电力公司纷纷退出中国市场称为第一次退潮，那么2004年由于煤价上涨而造成的外资电力公司撤出中国市场的行为，则可以算作是第二次退潮。

　　在过去的七年中，当顶峰公司积极进行投资时，有超过95％的曾经在中国电力行业投资的美国和欧洲公司卷起行李回了家。而顶峰却不同，罗伯特说，顶峰只在中国的电力行业有所作为，而不像有些外商同时还在美洲、欧洲投资，因此他们不能撤，一撤就意味着全盘兼输。

　　“而且顶峰不同于那些这个月在热电行业投资而下个月又转做房地产生意的人，我们已经在该行业经过了十多年历程，投资逾2亿美元，并已成为中国的一些小城镇的合作伙伴的长期投资者。”

　　虽然他们继续扩大地盘的计划已经暂时搁置，目标只是锁定在经营管理好目前所有的项目，并尽力去购买低价的煤，但罗伯特还是担心，如果一年之内情况仍无好转，已经处于挣扎境地的企业处境将更为艰难。

　　但是罗伯特还是相信，如果一些合理的政策能够降临到他的企业身上，那么现在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将不复存在。他把自己所希冀的称作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首先，关于成本和售价政府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政策。因为只有当未来的投资商和借贷人看到、了解到和分析透彻风险与回报的等式关系，这个行业才能吸引必要的资金来保证持续的照明、供汽，并最终关闭老的、构成严重污染的锅炉。这可以通过实施两部分的价格，即固定的容量付款和根据市场参考价而调整的能源付款来实现。罗伯特说，他知道中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一个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他希望将这样的联动适用于每个行业，尤其像热电联产这样受鼓励和支持的产业，而不仅仅限于几家幸运的公司。

　　其次，不要让私有热电联产电厂补贴当地的工业。罗伯特说，热电联产电厂不应在蒸汽价格低于真实生产成本的情况下补贴当地的工业。政府高层官员都知道，以低于重置成本的定价原则定价并不是一项好的经济原则，最终将导致客户对这一产品的浪费。为了给我们的后代节约能源，热价应该反应其真实成本。

　　顶峰在某地的一个热电厂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在煤价上涨150％的情况下，他们向当地政府反映了相关情况，政府审计的结果是企业一共亏损了700万元，但政府的决定是只给200万元的补贴，剩余的500万元则由热电厂自己来承担。罗伯特说，当地的政府也是看到我们的热电厂已经投资，知道我们走不掉，就不给解决问题。

　　再次，允许热电厂采用“以热定电”的观念售电，按正常上网电价的思路来定价。热电厂能卖更多的电，就会创造更多的销售收入。如果不限制上网的平均电量，热电厂就能采用“以热定电”的观念售电，并且所有电量都应以相同的价格售出。

　　而对于目前只有一些大的发电商允许加入“统配煤计划”，热电厂却无缘于此，罗伯特也不能理解。

　　“在中国电力行业，如果煤炭涨价的问题无法解决，而电价又不能和煤价实现联动，目前很难吸引到新的国外投资商。”罗伯特分析说，“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最终落实是蛮困难的，但其实煤电价格联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操作形式。举个例子吧，假设你建一个发电厂，现在的情况是高价买煤低价卖电，亏损的时间如果在一年之内的话，你还能承受，但是时间长了就承受不起了。更为关键的是，原来投资于电力行业的人会把资金转向房地产或者纺织业，或者干脆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比如澳大利亚，欧洲。

　　可以类比的是，石油、钢铁等原料的涨价，常常会导致终端消费品的价格随之上涨，这个结果都是由最终的消费者来承担，这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合情合理的结果。如果煤电价格联动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国外投资商肯定会纷纷撤离，这将会造成一个危机。所以，如果煤炭价格上涨了，电价却一直不能上涨，我认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对于目前外资纷纷撤出中国电力市场的现象，罗伯特以一个资深投资者的眼光分析说：“观察一个行业是否健康，不仅要看它吸收了多少国内的资本来投资，还要看它吸引了多少国外的资金，中国的能源市场在全球排第二，这样规模的一个市场如果不能吸引到国外的资本来参与，是一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