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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取消农业税。然而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些担忧。2月28日出版的《了望东方周刊》报道，某农业大省农业厅厅长、“学者型官员”张教授指出，免除农业税不仅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它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冲击，“在中国农民的意识里，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农民不缴农业
税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一定会受到影响。”
我们都承认，免征农业税必将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的结果，必然是让农村社会形成了张教授所称的那种缺乏国家意识、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吗？我难以认同。
我们却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在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还在征收农业税。我们显然不能说，更多没有征收农业税的国家的国民，都普遍缺乏国家意识。而如果依据张教授的说法，征收农业税必然产生国家意识。这是不是说：更多的征收农业税必将产生更强烈的国家意识？如果我们并不排斥历史课本中那些苛税时期农民社会的记忆，这一说法的荒诞之处就不言而明。当然，张教授所说可能只是基于一种“适度的”前提。但这也必须回到国家意识的产生，并放到一定历史及社会发展条件下进行考量。
国家意识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毫无疑问，国家对于国民的庇护与国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是公民国家意识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谁会说，从最实际的利益与最朴素的情感出发，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对国家的认同感较之于取消前反而降低了？
要知道，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社会现状：如何焕发农村社会的创造热情，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也呼唤中央在扶持农业发展方面做出切实的举措；城乡二元格局的制度设计，在特定历史时期农村对于城市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或牺牲，更加要求国家对农村的“反哺”。这个时候做出的取消农业税这一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举措，只会增强而不会降低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因此，以农业税来强化国家意识的说法，实在让人莫名所以。现代社会以权利与保障为内核，来增强公民国家意识的观念，早已不同于过去那种以强权和专制以期形成国家意识的社会形态。如果以此来看待张教授的说法，我们能看到多少关于农民权利与保障的成分呢？
张教授的说法，其实不值一驳。而假如说我有所担忧，则在于报道所说张教授“学者型官员”这一身份，以及由此显示出的取消农业税所面临的可能的障碍。我们有理由担心，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主管部门的主要官员，张教授对取消农业税的这种观点，会不会对取消农业税工作带来影响？在各地宣布取消农业税后，舆论最大的担心就在于，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认识不到位，使这一政策在实行中遭到异化。我真担心，所谓取消农业税将影响农民国家意识的说法，在某种情势下会成为异化中央政策的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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