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富情结使人容易坠入风险泥潭，以致使投资者走向反面，使企业走向反面。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想快快发财，反而背上一身债；想快快做大，反而把企业做垮了
杜恂诚：1947年1月生，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著作有：《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人们有发财致富的情结本来很正常，只是在转型社会，人们的财富观往往被扭曲，或走极端，而变成一种浮躁的暴富情结。凭正当的努力工作，渐渐地积累财富，似乎有点等不及了，渴望的是一夜暴富，立地致富。
人们暴富情结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变动社会中人们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开。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虽然也在不断进行，但毕竟比较迟缓，一般要以代来计算，一个自耕农要成为一个大地主，没有几代人的积累是不行的。而在近代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混乱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极少数人可以很快地暴富。例如买办的暴富是令人瞠目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上世纪初当上开滦买办，一两年间就赚了80多万两银子。郑伯照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家产多达数千万。徐润做房地产，没几年就赚了几百万两银子，而比起他同时代的上海房地产大王汪某来说，还算是小巫见大巫。而实业家们，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开厂的，无论是钱庄主还是银行家，其中不乏佼佼者，他们在短期内成为豪富。另有一类鱼肉百姓的军阀官僚，也很容易赤手致富。民国时期，军阀和官僚是积资最快、最富有的阶层。北洋政府时期的一个督军，一两年间就可以身家几千万。一般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别人的渐富，而不大能够承受别人的暴富、骤富，因而失去心理平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当代中国也在转型，一些人利用先入优势或改革的某些不尽完善之处，迅速富裕起来，财富效应变成了暴富效应。
暴富情结使人容易坠入风险泥潭，以致使投资者走向反面，使企业走向反面。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想快快发财，反而背上一身债；想快快做大，反而把企业做垮了。
对于绝大多数未曾大富的人来说，暴富其实只是一种永远做不到的奢望。1883年上海等地爆发了一场金融风潮，那是与投资者的暴富情结密切相关的。在1883年前的几年中，在清政府的倡导下，中国成立了不少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中国的绝大多数财主原本是不屑于什么股份不股份的，甚至认为集股就是劝捐别名，莫不视为畏途。他们对股份制企业是毫无知识的。但同样是这批人，当他们看到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股价涨至一倍以上时，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麾之不去，一年之中，聚成公司一二十处。他们投资于股市，绝不着意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他们之所以争先恐后，贪得无厌，唯一的希望就是得股之后股价骤涨，即得出脱，带有极大的短期性和投机性。而一旦股市狂泻，原先那些人气极旺的股民们又变得诚惶诚恐，避之唯恐不及，甚而至于十年怕草绳。这类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的股市活剧在1910年、1921年又反复重演。股民的心态似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可以传代，可以跨越世纪。
当然，股市的不景气有多种原因，从根本上说，一个转型社会很难实现稳定的长期预期，而任何不稳定都会对长期金融造成伤害。在这个过程中，越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这个市场的人可能受到的伤害越大。
少数利用先机暴富起来的人，应该感谢命运的恩赐。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鸿运永驻，暴富情结更加膨胀。其实，好运可能已经到了尽头，他们个人的能力也可能已经到了极限，可他们偏不收手，继续向更大的风险叫板。近代上海有一个房地产大亨名叫程霖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数一数二的豪富。他的能力在房地产业，却热衷于标金投机。当时中国货币用银，而西方国家的货币是金本位，金银比价一直处于波动之中。为了回避金银汇率风险，上海构建了标金期货市场，它的年交易额超过日本一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上海由此而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当然，投机永远是风险的孪生兄弟。程霖生以为他做标金投机照样可以受到财神的眷顾，不料竟在标金投机中欠下数千万两银子的巨债，生生地把程家早先赚得的大批房地产在市场低迷时几乎全部拍卖光，才勉强抵偿了债务。
办企业的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企业超常发展，盈利率非常高，这时很可能一俊遮百丑，大家都对你唱赞歌。其实，一个企业在超常发展时，它的种种疑难杂症也在高速地累积之中，只是由于成绩好，缺陷就不易被重视而已。超常发展并不是正常的，这肯定有机遇的因素在内。但有的企业家却偏好把企业的超常发展归因于自己的无所不能。因而，在这企业发展的紧要关头，他不是通过稳健的反思，完善企业的治理机制，弥补高速发展中露出的缺陷，为今后的发展积累能量，而是盲目自信。过去在企业还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下，他可以靠自己或身边少数几个人来决策和运作，当企业更大、门类多元、技术要求更高之后，原先的管理方式肯定就不适应了，他必须重新构思管理模式，引进人才，整合管理机构，以适应新的企业状况。但一些企业家看不到这些，他们一味地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加。在他们眼里，发展的消化期是不存在的(这可能也与考核制度相关)，不管前几年的发展速度多么快，反正主营业务还应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其他的投资机会又都一齐在向他招手，简直处处都是新的利润增长点。这导致了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和多元投资。其结果往往就是无可挽回的全面衰落。
金融机构偏好规模甚于效益。大家都争着要在切蛋糕时占有更多的份额。明明资本充足率已经很不够了，还在一味鼓噪要将存款冲多少多少亿。西方商业银行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放弃高成本高风险的边际存款，而我们的银行家们偏好走相反的路线，为了扩大一点规模，不惜损害效益，并把自己的资产质量搞坏。
拒绝暴富情结，首先要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修养做起。提升自己的敬业精神，把事业做好，而不必太在乎钱多钱少。心态很重要，成就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有专心致志、物我两忘的心态。许多大富豪原本并不是为了赚大钱，而只是为了做成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而已，只是后来这件事情牵扯到了机遇。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是专注于如何把本职工作做好，而是钻营于提职加薪之类的份外勾当，那会增加多少团队成本和逆向选择的可能。苟且之人坐上高位，企业还会有多少盈利的机会呢？一个人选择工作机会，如果纯粹以报酬的多寡为取舍，频繁跳槽，那总有一天，他会丧失自我，也会丧失立业的根基。
拒绝暴富情结，还必须依靠制度建设。近代中国开始发展股份制企业的时候，有一项制度创新叫官利。那时资本是最稀缺的要素，中国没有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又必须大量地对外赔款，因此国民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就很少。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也不畅通。人们不大明白何为股份制，何为资本市场。官利就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投资的一项企业制度。严格意义上的官利，是指企业不管盈利还是亏损，都必须按事先规定的股息率向股东发放股息。清末状元企业家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深深为官利所困扰，工厂在正式开工之前，发了两年官利，企业差点夭折。他自己分文不支薪水不说，竟还须靠出卖他的状元书画来筹措差旅费。官利是双刃剑，应该说，早期它还是利大于弊的。后来官利制度有所软化，政府在历次公司法中都规定了企业若没有盈利就不准发放股息，企业虽然可以避免张謇办大生时的难堪，但在处理企业发展与盈利分配两者关系时，大多是以分配放在优先顺序的。这是近代中国大多数企业缺少技术和人力资源投入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官利制度，则恐怕因缺少资本，连企业都建不起来的。
官利制度向投资人提供了充分信息，就是你投资企业，可以比存银行获得更优厚的回报。在近代中国，股票的发行机制是很不健全的，大抵通过熟人介绍，空间比较小。当政府公债大量发行以后，近代中国的证券市场基本上是一个政府公债市场，公债对股票的挤出效应是很明显的。除了上述引发金融风潮的少数几个历史时点之外，股票的交易量很小，但官利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投资人的短期炒作冲动，引导投资人作长期投资的打算。
现在我们的上市公司在各种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布大量信息，说实话，除了监管部门和研究人员外，有几个人会仔仔细细地去阅读这些材料？即使阅读了，能真地相信吗？有点玄。这些文字信息其实是很不充分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一个企业的诸多细节，他们最关心的是分红。企业的各种信息，最后都应集中体现在分红上。有了切实的分红，信息才是充分的；没有分红，信息再多也是不充分的。我们的上市公司前些年恰恰就不愿意分红，逼得投资者去做短平快的发财梦。而不思回报的上市公司通过圈钱也总算暴富了一回。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在今天，上市公司建立软化的官利制度仍然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说：企业不盈利不能分配；但盈利了，一定要分配，分配的股息率要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这样做，可以遏制股民出于一夜暴富幻想的短期炒作，耐心地等待企业分红；企业必须回报，就会更注重投资效益。只有这样，中国的股市才能走上正轨。上海证券报杜恂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