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成为宏观调控的整治对象后，2005年，重化工业的日子更不好过。

    1月开始的环保风暴首先拿重化工业的命脉－－电力来祭旗，日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传递来国际性的限制废气排放的压力。虽然2008年至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温室气体减限排义务。压力对中国还不直接。 但地球人都能看出来，对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而言，环保的紧箍咒已经套上，而且肯定会越来越紧。

    环保压力的背后，隐含的是旧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

    中国经济要从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内部挖潜改造、提升科技含量的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遗憾的是，这一提法在书面上已经“转变”了好几年，但在事实上却是举步维艰。

    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领军的是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当年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30％，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2004年我国ＧＤＰ增长9.1％，工业占6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可以说，中国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

    这一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能耗。2003年中国的ＧＤＰ增长占世界3％，却消耗了占世界40％的原煤；中国的电解铝生产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30％；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则高居世界榜首。

    与此轮经济增长相伴生的问题同样醒目。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资源瓶颈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局部经济过热抬头。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出手抑制过热。

    工业重型化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学界为此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工业发展必须经历轻工业、重工业、知识工业这几个阶段。韩国、日本走完重工业阶段花了20至40年。当前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需要20年，赶上美国大概需要40年，中间必须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要靠工业化将中国带入发达国家行列，技术革命不可或缺。

    另一种观点认为，考虑中国先天的资源禀赋，工业重型化这条旧型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如果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只有11种能依靠国内保障供应，202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到9种；而煤炭、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将长期短缺。为此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两种观点选择路径不同，但核心都充满对技术革命的期待。

    如今技术革命未见端倪，环境革命却不期而至。

    世界自然基金会Ｍｏｒｇａｎ先生断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标志着一个新的市场革命的产生－－促成了全球碳市场的产生。”以往，世人只知道排放温室气体的地球容量是有限的，今后，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将是有价的。二氧化碳减排额将成为一种商品在全球流通。多付钱才能多排。

    这场革命暂时革不到中国头上，但革命的精神却已传遍全球。中国目前的重化工业，基本都是碳密集行业。是当前资本回报率极高的一大原因，就是环境代价没有完全计入。

    一旦计入环境成本，会对当前中国重化工业产生多少量化的影响？要进行这种测算基本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不同的立场，会导致不同的测算方法。环境生态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就曾放言：“如果去除环境补偿成本，我国ＧＤＰ的增长很可能是一个负数。”相信这一算法，重化工业的投资方都很难认同。

    定性地讲，环境保护和治理无疑将成为重化工业的强外部制约因素。强度大小，取决于管理层的执行力度。考虑到当前的国内外形势，这一约束因素只会越来越强。继火电厂为治污支付成本后，相信一批高污染重化企业都在忐忑不安中重新估算投入产出比。

    环保新变数的加入，加大了工业重型化的困境。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之路。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重走这条路的空间原本就不够。现在，环保紧箍咒念的是“边污染边治理”。尽管与过去相比，已是一种进步。但重化工业要突破能源消费总量不足和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的内生制约，还得寄希望于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