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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球各地区以及跨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协议 (RIA)不断增加,其一体化的深度也不断加强。欧洲共同体己发展成为单一市场, 并于 1999 年诞生了欧元,采用了共同的货币。与此同时,欧盟外的其他欧洲国家都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 欧盟已接纳东欧十国。在美洲大陆, 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和南锥共同市场(MERCOSUR), 并且美国正在积极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外的美洲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准备建立从 Alaska 到Tierra del Fuego 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十国也将于 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中国
也在积极准备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展开自由贸易谈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三国已针对此问题开展研究。另外,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 2003 年,中国内地分别与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签订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拓展及提升三地经贸合作领域和层次, 实现内地、香港、澳门三地资源优势的有效配置,促进三地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 全球 FDI 的流动规模不断增长, FDI 的增长速度是同期贸易增长速度的 5 倍。据 UNC－TAD 统计,1990年全球 FDI 流入为 2090 亿美元, 流入存量为 19540 亿；而到 2002 年, 全球 FDI 流入为 6510亿美元,流入存量为 71230 亿。FDI 既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 也大规模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现在FDI已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融资的主要来源。FDI 的流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动力,FDI的流动促进了技术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 同时 FDI 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又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一体化的程度。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激励政策吸引 FDI 的流入, 发展本国经济。但是, 当今全球FDI流入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亚洲, 流入中国的 FDI 规模最大, 截止到 2003 年底,流入中国的FDI 存量达到 5014.71 亿美元。近年来, 流入其他亚洲国家的 FDI也大幅增长,这些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和新加坡。在拉丁美洲, 流入FDI最多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的成立促进了亚洲经济的一体化, 中、日、韩与东盟经济正在加速融合, 拉丁美洲的南锥共同体(MERCOSUR)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也正在迈向美洲自由贸易区。
近年来, FDI 在区域间流动也出现了加速增长之势。东亚金融危机后,这一地区的国家政府调整了各自的经济政策,并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要保持这一地区的高经济增长水平将取决于这一地区的国家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能力, 也就是说,各国根据各自产业的发展优势, 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市场链中一环。因此, 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根据各自的区位优势,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 利用政策导向调控本国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分享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促进本国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发展
当今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业务功能的发展趋势是实行区域专业化、本土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安排,跨国公司经营要素以价值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虽然收购与兼并仍是FDI流动的主要形式,但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外包形式操作呈迅猛增长之势,这表明了跨国公司要素价值链的延伸。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从 2003 年的贸易额和 FDI 的流动看,亚太地区贸易额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同时美国和日本是这一地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既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又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国。日本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东盟和中国。从 2003 年全球经济的发展看,东亚经济增长最为突出, 尤其是中国实现了9.1% 的高增长,日本也摆脱了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状态,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东亚地区经济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区域内贸易的快速增长。
根据 2003 年中国海关统计, 截止到 2003 年 12 月底, 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65277 个,合同外资金额9431.30 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014.71 亿美元。2003 年中国进出口额达到 8512 亿美元,其中出口4383.7 亿美元；进口 4128.4 亿美元；进出口顺差 255.4 亿美元。2003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 达到1263 亿美元；中日贸易额达到 1336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 783亿美元, 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创造了一个新纪录。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已成为带动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也逐步显示了自身的活力。
2000 年以来, 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呈持续大幅增长之势, 究其原因, 主要是东亚经济正在融合,资源正在重新配置,并逐渐形成垂直和横向的产业分工体系,日、韩制造业正在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其首选地是转移到中国。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重新集聚的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产业的集聚效应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中国在国际市场链中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
签署自由贸易区后对一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体化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利益——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因为区域内成员国间消除了关税壁垒,成员国间制成品贸易的成本大幅降低,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的增加。另外, 从长期看, 单一市场形成后,实现了制成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贸易的自由化,成员国能够从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的潜能中获益,这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内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竞争力的培育和拓展市场链的能力。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公司的行为也日益国际化,公司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也不断深化, 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公司面对的是购买者、供给者和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链。与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水平链；与购买者和供给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垂直链。水平链是指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垂直链是指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或跨国公司形成的市场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积极拓展垂直链,即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 促进中小公司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成为国际产品市场增殖链中的一环。
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之间形成垂直链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因为垂直链的形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并且中小型企业在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中,也分享了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新的经营策略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应当设定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的计划和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成为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产业链中的一员,从而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一体化。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合作的产业部门主要包括纺织品、电动机械、电视机、通讯设备、计算机和汽车零部件等。这些产业部门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机加工工序较多的产业,适宜于中小型企业专业化生产零部件为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配套。
因为当今全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 FDI 主要集中在东亚国家,所以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调整发展战略,中小型企业要积极参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拓展垂直链；区域内大型企业之间, 以及区域内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也要展开合作,积极拓展水平链,共同促进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仅仅是对国际产业链的补充(中国有些优势产业是例外)。因此,只要东道国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引导其产业发展的政策, 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FDI的流入不仅不会导致东道国民族工业的萎缩, 还会壮大其发展,并促进东道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政府行为
FDI 大量流入东亚,促进了东亚经济的一体化。面对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东亚地区的各国政府应当根据各自国家的比较优势调整产业发展政策,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融合。
首先, 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产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稳定的经济政策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将有助于公司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调整产品结构,达到经济资源充分利用。为了促进产业的发展, 东亚国家纷纷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积极倡导货物、服务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对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已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再进行保护,转而积极扶持那些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东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具有大量的高素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逐步转型到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中国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相比而言,中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则更为突出。
其次, 强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发展中国家要制定促进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修改那些与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的贸易制度和贸易政策。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家要善于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要善于利用在 WTO框架下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借助于贸易、产业和金融政策培植优势产业, 并确立其竞争优势。通过投资促进的政策引导驱动 FDI流向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 使FDI 的流动和技术转移与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相统一。
第三, 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98% 以上的企业为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担负着解决就业和消除贫困的重任。然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却比较缓慢,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准入条件高、可获得的资本成本高、高风险的商业环境(管辖重叠)、市场信息搜集成本高,以及执行政府制定的推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缺乏一致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应高度重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政府应制定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计划,在税收、融资、市场准入和信息交换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政府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促进机构要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鼓励中小型企业参与开放市场条件下的有效地竞争,帮助中小型企业融入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市场链中,提升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第四, 制订投资促进政策, 利用比较优势吸引 FDI。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设有出口加工区 (有的国家称为对外贸易区、特别经济区和自由经济区), 在区内吸引了大量的FDI,区内的中小型企业的潜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些出口加工区的设立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竞争力,促进了就业和技术转移。有些发展中国家颁布了《投资促进法》, 规范了投资促进的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寻租行为,避免了项目选择上的无序竞争。为了深化产业发展和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应不断拓展和强化外向型企业与国内其他企业形成的市场链(国内企业提供各种投入和服务)。
第五, 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的开发。
发展中国家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是通过 FDI 的流入、许可安排和中间品进口。据估计全球支付的技术转移费中的 80%发生在公司间,因此 FDI 的流入是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 FDI 是技术转移的载体。但是,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积极吸引 FDI的同时,也应重视自我创新能力的培育,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提升国内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的互补性。为了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技能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更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计划, 针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 建立不同层次的培训体系,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自我创新能力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六, 打破基础产业部门的国家垄断, 向国内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开放。
基础产业部门主要包括电力、能源、交通、通讯和供水等公共品产业。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部门传统上由国家控制,不允许国内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在这些基础产业部门投资,导致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部门发展缓慢、效率低下。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逐步开放了基础产业部门,并开始鼓励国内私人和外国投资者投资基础产业。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的开放,促进了基础产业部门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了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
总之, 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当利用政策导向调控本国经济资源,发展和壮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本国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与此同时, 东亚国家政府间也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推进以及中、日、韩经济逐步融合,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已具雏形。中国政府应对的策略是对大企业进行宏观政策调控,鼓励大型企业兼并和重组, 延伸大企业的产业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对中小企业进行微观政策扶持,包括投融资机制、税收和信息平台的建设,增强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鼓励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的合作；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建立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而确保我国最大限度地分享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带来的利益。
作者：葛顺奇 李宏
商务部 研究院 《国际经济合作》 2004年 第9期
（信息来源：贸研院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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