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将二审农行奉贤支行与当地一企业的存款纠纷案。这起民事诉讼的背后，是一起典型的银行职工犯罪案件。与此同时，上海公安机关去年侦破了多起银行职工金融犯罪案件。透视这些案件，或许能找到一些银行职工犯罪的原因。

    利令智昏 胆大妄为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显示，邱萍曾是农行上海市奉贤支行五四营业所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盛士明曾是他的前任，后变为他的顶头上司———农行上海市奉贤支行信贷科副科长。1998年5月，盛士明因个人炒期货向邱萍提出帮他借300万元资金。为满足上司的要求，身为机构负责人的邱萍竟然将法律和职业操守丢到一边，让上海五四助剂总厂财务人员用虚开的商业承兑汇票向农行五四营业所申请300万元贴现贷款。经盛士明审批同意发放贷款后，邱萍根据盛士明提供的户名和账号，又让五四助剂总厂财务人员向农行五四营业所申请开出银行汇票。手续办齐后，邱萍将汇票交给了盛士明，后者将此笔300万元打入其在海南海证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个人账户上。

    同年5月下旬，为应付上级部门检查，经邱萍催促，盛士明归还了300万元。检查结束后，邱萍又在盛士明的要求下，再次让五四助剂总厂财务人员向五四营业所申请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在贷款得到批准后，邱萍以同样的手法将钱交给盛士明去炒期货。后来，盛士明炒期货巨亏，无法偿还，邱萍就以贷记凭证的形式从在农行五四营业所开户的上海美优制药厂账户上划走300万元，转入五四助剂厂归还贷款。他们的行为，直到去年才被上级部门发现。

    与邱萍等挪用300万元相比，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去年侦破的另几起银行职工犯罪案涉及的数额要大得多，均在千万元以上，形式也有所不同。

    一种形式是，直接挪用客户存款。某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海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为支持姘夫做生意，直接在存款客户的支票上背书，将巨资交给姘夫使用，后其姘夫经营失败，资金无法收回；另一家股份制银行上海支行行长将客户2000万元的存款通过贷款转手他人炒股，以收取1%左右的好处费，最终造成银行巨额损失。

    另一种形式是虚假贷款。在上海房地产市场火爆的背景下，一些人与银行信贷人员内外勾结干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常用的手法是，制作虚假房屋预售合同，将售价虚增至实际售价的一倍以上，然后，不用掏一分钱即拿下房子。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内外勾结，通过虚构仓单合同骗取贷款的行为也较多。

    制度压力诱发犯罪

    在对去年侦破的数起银行职工犯罪案件分析时，上海司法界人士发现，一些案件是在银行职工暴富的欲望及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发生的，也有一些案件是由银行的经营规则诱发的。

    邱萍一案中，邱萍从上海美优制药厂划走的并不止300万元，而是710万元，他这样做的目的，原本也不是为了填补盛士明炒期货失败所造成的漏洞。1996年，邱萍任农行五四营业所副主任时，主要贷款客户五四实业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有亿元逾期贷款不能归还，当时，他们以借新贷款还旧贷款的办法来掩盖。1998年以后，信贷紧缩，“借新还旧”的手法难以为继，邱萍动起了新的脑筋。1998年8月和9月，邱萍在美优制药厂并未授权的情况下，先后两次私自填制贷记凭证从美优制药厂账户上划走710万元。他先将710万元划到不具融资功能的内部账户———农行五四营业所工会账户上，再从工会账户上划款至五四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账户，偿还五四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五四营业所的贷款。邱萍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先用美优制药厂存款还掉五四总公司等企业贷款，然后让这些企业重新贷款，并用新贷款还美优制药厂的存款。但由于农行贷款进一步收紧，邱萍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上海侦破的其他银行职工犯罪案件中，也有一些银行职工并不是为了在虚假贷款中谋取巨额非法利益，而是为完成贷款指标放松对贷款企业的审查所致。

    风险控制形同虚设

    在银行内部犯罪行为集中爆发后，有种分析认为，银行基层机构权力过大是主要原因，但在对上述案件分析后发现，原因并不仅仅在此。

    邱萍案件及仓单骗贷、房贷诈骗等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贷款材料作假。银行普遍实行了审贷制度，从信贷员到信贷部门到基层机构负责人到审贷委员会，一笔贷款的发放要经过层层审核，但除了信贷员须对贷款材料真实性进行调查外，其他层次的审核仅仅是程序审查，只要信贷员内外勾结在材料上作假或不能识破假材料，贷款诈骗行为就会轻易发生。其实，审贷委员会的设置本身就不合理，审贷会的形式更多的是行政审核，而不是专家审查，一笔贷款是不是发放，大多还是行长等说了算。

    邱萍等案件更暴露了银行贷款风险控制的“怪圈”，风险控制漏洞使邱萍之类得逞，加强风险控制又迫其走向深渊。邱萍划走美优制药厂存款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掩盖不良贷款。邱萍也以美优制药厂的钱填补了农行的贷款损失，但事件发生后，农行上海市奉行支行并不愿偿还美优厂680万元存款损失，以致后者将其告到法院。这家金融机构之所以无视银行信用及其由此带来的后果，无非是为了逃避承担不良贷款的责任。

    要遏制银行职工犯罪，还得从制度上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