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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威
对于广大农民工朋友而言，今年连续从浙江、广东传来了“利好”的消息，他们到这两省就业求职将更加方便。2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实施了近10年的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证卡管理制度，新年伊始，已在浙江停止执行。而此前1月12日的《信息时报》报道，核心内容为禁止广东企业节后一月不得招收外地新民工的“六不准”政策已被取消。
对于浙江取消就业证卡的做法，报道中描写河南商丘农民工小张的说法是“这个做法太好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是的，这些做法的取消，意味着他们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去办各种证件，就业更加方便，就业环境更加公平，使外来工和“当地人”在就业问题上“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广东取消“六不准”，还是浙江取消就业证卡，其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缓解民工荒”。是因为敞开大门欢迎民工进来，人手都还不够，哪还需要设“门槛”？所以才把“门槛”拆掉，把“紧箍咒”松掉。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地便问到一个问题，如果“民工荒”得到缓解，又迎来新一轮“民工潮”，这些“门槛”又会不会重新设起来？或者说，如果没有出现“民工荒”，这些“紧箍咒”会松掉吗？
由此可见，松掉农民工身上“紧箍咒”的出发点并不是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利的尊重，而仍然是出于地方本位主义、缘于地方实际利益需要的趋利避害的选择。换句话说，农民工身上“紧箍咒”的取消是他们“用脚投票”争来的权利，管理部门只是囿于当前形势“被动”地取消。对于农民工而言，其更多地感受是来自公共管理部门的一种“恩赐”，因此才会有高兴得“太好了”的说法，而并没有意识到这本应是自己享有的权利。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那么，“六不准”和农民外出务工需要办理的“外出务工证”、“流动人口婚姻证明”以及“外来人员就业登记证”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平等就业权的政策措施，通过对“外地人”设置各种“门槛”和限制条件，来阻碍他们顺利求职就业，从而把更多的就业岗位留给“本地人”。这明显是带有“胳膊肘向内拐”的歧视性政策，我国公民在全中国境内，都应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而不应是因为“外地人”而受到各种限制。
因此，我们衷心期望，对套在农民工身上“紧箍咒”的解除，不应是为了解除“民工荒”，不应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的利益性选择，而是真正来自于对中国公民平等就业权的尊重。同时我们也期望，套在农民工身上的各种歧视性政策都应毫无保留地一律废除，然后真心诚意地向他们说声“对不起”。如果有可能，还应将他们手中已经办理的各种不合理证件的工本费，退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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