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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在日本京都，全球34个主要工业国家关于人类未来的美好约定，到了7年后才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跌宕命运，实际上是传统的国际秩序在面临全球所关注的新公共问题时的尴尬。好在今年2月16日，这个尴尬终于有了解决的可能。《京都议定书》作为一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指标的国际性公约文本，势必会对签约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之后，又宣布退出；而俄罗斯要犹豫再三才肯加入的原因。而人类对于自己未来生存环境与幸福归宿的把握，也因此拖延了7年。
《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在对于全球公共问题的处理上，必须开始重新考虑传统的以政治或者经济结构来划分国家责任的方式。这种“京都思维”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一旦经济总量占上风的某个或者某几个国家，以政治或经济利益为借口，拒绝对关乎全人类的公共问题做出承诺或者贡献，那么整个世界都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京都思维”来处理现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那么对于公共性的问题，单靠现有的“京都思维”，或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绵薄之力，恐怕会出现新的“京都困境”。
一个国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所负有的权利保护和国家信用，还是这个国家对于国际社会的义务和道德。其实就《京都议定书》来说，温室气体排放过量之后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危害，不但签约国要承担，就是没有签约的美国、澳大利亚等，也无法避免。
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未来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保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也在日渐增多。如果因为少数国家的掣肘，全人类就无法对涉及自身福祉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京都议定书》在带给我们希望的同时，也告诉我们，针对全球性公共问题，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和范式，来重新构建国际秩序，审视国家责任，处理国际公共问题。其核心是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家责任的国际制度化。走进“京都议定”，但是必须走出“京都思维”。这就是今天世界对于《京都议定书》的七年之痒的反思。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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