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确不错。增长迅速,通胀不高,国际收支盈余,就业也有改善。就是一些具体方面,如消费增长、进出口贸易、财政税收等,可圈可点之处也很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很大,世界各国都看好中国,国人也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然而,中国经济中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是经济运 行的内外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实体经济和符号经济、实物运动和货币运动的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

    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局面的形成始于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为了应对突发事件,稳定世界经济和促进亚洲经济复苏,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进而实施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及其调节就一步一步地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紧紧地拴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这种状态。

    从实体经济来看,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约占世界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7%的石油、20%的钢铁、50%的水泥。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特别是能源和基础原材料更为紧缺。于是,我们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能源和原材料。仅以石油为例,自1993年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以后,中国的进出口虽有波动,但基本走势是出口不断减少,进口不断增加,因而净进口基本上是逐年增加的,2000年超过了5000万吨,2004年超过了1亿吨,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40%。到2003年,我国石油进口量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进口的能源原材料通过国内的生产环节加工制成产品,完成其生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产能和产品增长很快,国内市场又容纳不下和消化不了,我们生产的产品又不得不大量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完成"惊险的一跳",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近几年,我国的出口额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超过了70%,出口的依存度达到了36.9%。至于像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的出口更是占据了世界市场的一个很大份额。因此,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的投入和产出、生产循环和商品循环都是通过国际市场完成的,于是也就产生了对国际市场的双向依赖。

    从货币经济来看,同样存在着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一方面,由于大量出口和大量引进外资,再加上热钱流入,基本上都变成了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从而形成了国内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为了回笼流通中由此而来的过多的货币,央行不得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地大量发行央行票据,这就形成国内的货币流通和货币循环。另一方面,增加了的外汇储备无法有效使用,于是不得不用其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将其存放在外国银行,外国政府和外国企业再将其拿来投资中国,形成了资金和货币的国外循环。可见,在货币层面又形成了对国外市场的双向依赖,以至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与汇率完全捆在一起；利率调整取决于美国利率的升降高低,为我们的调整留出空间。公开市场的长期单边操作,也正是这种双向循环的一个环节和双向依赖的充分体现。

    由于实物层面和货币层面的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形成了"中国造商品,美国发货币"的格局。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美国货币发得很多,也没有通货膨胀之虞。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虽然屡创新高,2004年合计超过了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达10%以上,但美国经济却安然无恙,关键之一就在于我国经济运行的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只要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出口不断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美国的双赤字就能维持。难怪在世界"言必称中国"的现象中,出现了各种各样截然相反而又根源相同的论调:一方面,美国工会扬言,中国产品倾销美国,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拍手称快,中国人帮了美国的大忙,因为中国的外汇资金流入美国,缓解了双赤字的压力。

    由此出发,我们对很多问题就不能简单看待,要做全面分析。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很快,近几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一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另一方面,"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不仅如此,由于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的存在和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占用了国内的资源,加剧了能源紧张,增大了环境压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中国的出口,带来了大量美元,进一步加剧了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外资的大量流入和出口的高速增长,不见得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对此,切不可盲目乐观。

    面对目前双赤字和双循环的格局,美国有关当局采取的是加息、减税和汇率贬值等三项政策组合。加息是为了吸引资本流入,减少投资波动和美元波动；减税有利于缓解加息带来的市场波动；汇率贬值可以直接减少对外负债。三项政策组合有利于继续维持目前双赤字的局面。反过来,再看看我们的选择,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面对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所潜藏的巨大风险,除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外,我们也许走进了死胡同,几乎没有可用的政策手段。即使在财政上可以推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也因有关部门借口影响引进外资和出口增长加以反对,而进退维谷,举棋不定。

    看来,是到了调整体制和政策包括汇率体制和汇率政策,改变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