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曾亮亮 新医疗设备代表着先进的医疗技术方向，它为患者提供的本应是一种更先进、更便捷、价格更合理的医疗服务。可是，目前一些医院却把先进医疗设备变成了医院的摇钱树，患者饱尝高收费之苦。在非赢利性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还由政府定价的现状下，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让新医疗设备收费保持一个合理的水平，成为摆在卫生和物价主管部门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CR成了印钞机
CR，全称为计算机化的X线放射影像系统，由X线机、IP板、读出擦除器、激光相机、打印机、控制工作站组成。CR的工作原理是，X线穿透人体之后在影像板（简称IP板）上形成潜像，在图像获取工作站的控制下，激光扫描器读出影像板上的潜像，将其转换成数字图像文件后再将潜像擦除。然后，数字图像文件被传送到激光相机上，再打印到传统的X光胶片上，最后数字图像文件被传送到小型局域网上，用于测量、处理、诊断、存储、检索。
CR与人们熟知的普通X光胶片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多了一套计算机系统，受检者拿到的片子是由计算机控制读片、打印的，而普通X光胶片机要用人工冲洗胶片。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副所长岳保荣告诉记者，CR算不上全数字的成像设备，只是一种过渡设备，迟早会被全数字的DR所替代。
一位专家拿电视机打了个比方，说CR就是在模拟电视上装了个机顶盒来看数字信号电视节目，DR才是真正的数字电视。
一般的医院都有普通X光机，要改成CR，只需在原来的机器上加上一个后台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因生产厂家不同，价格不一，北京某医院放射科主任告诉记者，现在一台CR机的价格平均在200万元左右。记者打电话给多个CR代理商，他们的报价也大致是这个价位。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物价局于1999年联合颁发的《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简称“大红本”）上了解到，一张普通X光胶片，尺寸小的部位为23.74元，最大的胸片29.74元。一张CR的价格则在160元左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放射科医生告诉记者，北京三甲医院一般每个医院每天约有150人次照CR，一些专科医院可高达400人次。记者花了3天时间，分别于上下午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友谊医院的放射科外蹲点调查发现，上午3个小时内，3家医院照CR的人平均在120人次左右，下午在40人次左右，从而证实了那位医生的说法。
按一天150人次，一次160元计算，医院一天的收入是2.4万元。一年按250个工作日计算，收入至少在600万元。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放射科医生还告诉记者，一台CR运行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可变费用（包括人工、电费、易损件、耗材、维修费用、折旧费等），一年约为80万至100万元。就是说，一台CR一年至少可为医院带来500万元的纯收入。200万元的设备成本最多半年就能收回。
一台CR可用多少年，谁也没给出准确的答案。北京市第一台CR机1998年落户，至今仍在使用。一台CR机半年收回成本，一年就能为医院净赚500万元，难怪一位代理商称：“在中国，CR成了一台印钞机。”
高利润来自高定价
CR能成为医院买回的一台印钞机，主要在拍CR片的高价位，患者拍X片的无可选择以及医生有意无意对病人的诱导。
北京市医疗机构的医疗收费，执行的都是《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在这个“大红本”上，并没有拍CR的价格。北京同仁医院财务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红本”是一个按项目来收费的明细表，由于拍CR不算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因此它其实是一个个小项目收费的总和。它由4部分组成，即拍片人工费，最小尺寸8元，最大的胸片16元；激光照相费，50元；数字化影像处理费，80元；IP板费用，属于耗材，医院一般根据采购价来定价格。这4种项目价格相加，拍一次CR的平均价格一般在160元左右，这个价格是普通X光胶片价格的5倍多，制订6年多来，卫生和物价部门没有做过调整。医院严格执行这个收费标准，没有哪家医院主动降价。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放射卫生防护所主任技师杜国生告诉记者，2004年5月的统计显示，北京市的43个放射单位包括29家三甲医院、14个二级医院，一共有CR机94台，目前可能已超过百台。他个人保守地估计，CR的拍片总量约占全市常规检查拍片总量的70％左右。北京的三甲医院，CR已全部取代了普通X光机，病人已没有了选择的可能。
即使能选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少医生也诱导着病人照CR片。
高价位怎样回归
1985年，第一台CR落户天津某医院；1998年，北京的第一台CR进入北京天坛医院。当CR等大型医疗设备最初作为新医疗技术引进时，出于鼓励医疗技术进步的考虑，政府有关部门制订的收费价格自然会高一点。但当这项技术已逐步由新技术变成了常规技术，当医院用它赚取了其它行业难以想像的高额利润，当患者已品尝了它的高收费之苦时，它的价格是否应该回落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呢？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的一位专家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认为，如何回落、谁愿回落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他说，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则，新技术的价格应随普及面、时间而降低。但目前的医疗机构仍沿袭着20世纪80年代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即国家花钱为医院购买设备，至于多久能收回成本、机器的利用率如何等成本核算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卫生经济学专家提出了医院进行成本核算的口号，但仅在做成本—收入的简单加减法，没有深入到某个具体项目的成本核算上。而且，像CR、CT等不少医疗服务的收费情况非常复杂，除了成本费、耗材费比较明晰外，设备的折旧率、利用率很难计算出来，价格怎样降、降低多少才适当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此外，医院内部也需要通过维持一些赚钱的医疗服务项目，去平衡、补贴亏本的项目。所以，医院当然不愿意自己压缩自己的口袋、减少收入。他认为，在目前我国这种按项目付费的医疗价格体系下，只有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才能让医院乖乖地把医疗服务的价格降下来。
北京市卫生局物价处处长信彬告诉记者，新技术、新设备普及推广后，如何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单靠卫生行政部门也不能一蹴而就。降价需要综合考虑医院的成本、测算折旧率，经过市政府召开的听证会审议等一系列的程序后，卫生局才能下文降低收费标准。所以，医疗界呼喊多年的“四降一升”迟迟得不到实现。
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降低医疗服务价格，不知会等到何年何月。要解决目前项目付费体制下价格不灵活、医疗机构乱收费等缺陷，卫生经济学会的专家认为，还得采用按病种收费的办法。据他介绍，国外采用按病种付费的价格体系，所有费用都捆在一起，病人看某种病只要付给医院一个固定的数额，至于用什么设备检查、做哪些项目检查，病人就不用多操心了。
《市场报》 (2005年02月18日 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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