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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都议定书》16日生效之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江表示，中国将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承诺的义务，同时希望发达国家在率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992年，中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3年批准了这一公约。1998年，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2002年核准了这一议定书。
按《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新华社链接议定书可能成为中国外贸壁垒本质是经济问题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并没给现在的中国带来切实压力，但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潘家华研究员说。
他解释，以前，人们都认为大气是公共资源，可以不加约束地共享，但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大气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了，也需要各国间协调分配，有偿使用。只是它不像土地、矿产、水源等，无法界定产权，分配复杂。因此需要一个国际协定来规范和约束。
《京都议定书》，就是规定各国怎样切大气资源这块蛋糕。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表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中国当前要做的是调整能源结构。短期内对我国有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潘家华表示，《京都议定书》遵循的原则是：“共同承担责任，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先减限排、多减排的义务，技术能力差、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暂时没有减排的责任。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短期内对我国有利。《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一种独特的贸易——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可将剩余额度卖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广袤森林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为一般估算数值的两倍，这使俄罗斯获得了更大的剩余减排额度，可以在加入《京都议定书》之后通过排放贸易大赚外汇。实际上，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早就将其减排义务同俄罗斯的减排贸易挂上了钩。
潘家华说，在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至20倍，所以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提高他们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此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他解释，这向中国发出了一种市场信号——占用大气空间也要付费。企业在项目投资、技术开发、生产成本核算中，首先要选能源效率高的品种。这对消费者也是一个信号。消费者在购买电器、冰箱、汽车等产品时，应选择低排放、能源密集度低的产品。会成为贸易壁垒？
“当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对中国经济也有负面效应。”潘家华说，发达国家会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未来数年，日本的一些钢铁产业就可能转向中国。
他解释，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进来，我们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我们却可能被投资“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冲击。
目前，我国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也有分析认为，中国高排放、低产出获得的产品，可能成为国际贸易争端因子，引发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陷入利益“漩涡”
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美国是两个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
潘家华解释，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3%强，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美国人口在增长，经济、生活方式都是粗放的。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拒绝批准执行《京都议定书》。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是煤炭和矿产出口大国，如今，澳大利亚的碳排放量比1990年增长了43%。
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人口在负增长，低能耗、高产出、高效益的先进技术最成熟。
“花钱换减排”的“京都模式”，让《京都议定书》更像一个贸易条约，而非环境条约。
中国青年报网络编辑：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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