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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北京时间2月16日下午1时，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国是其第37个签约国，而对此里程碑式的事件，尽管疑义尚存，但如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副主任刘兵所言，“这部法律的实施是经过各国艰难磋商、斗争和妥协而达成的，是最艰难的国际谈判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初步胜利。”
但是最终胜利的到来仍然需要艰巨的努力。除了因为美国的退出而使其预期效益大打折扣，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能否打破观念中削减排放量与经济发展间的不相容，真实有效地将日益增强的减排压力转化为优化增长方式的动力，亦是这一人类理性安排能否达致理想境地的关键。
严峻的现实并不容许我们过分乐观：2003年，我国原煤消耗量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31％；而据日本经产省《2030年国际能源战略报告》预测，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将从2000年的34％提高到2020年的62％；此外，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主控目标，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二，2025年后，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更有甚者，从单位产品能耗来看，2000年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目前万元GDP能耗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3至11倍。“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环境资源瓶颈约束的根本原因。
这还远非问题的全部。人类发展历史表明，一国经济发展很难摆脱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知识经济的路径选择。目前，我国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关键区段，正好面临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相当时期内，防止经验中的以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困难更为显著。
此外，《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或会增强短期效益对于我们的不当诱惑。
由于议定书暂时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而在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减排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至20倍，因此发达国家将会更倾向于将其碳密集和高能耗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于这种未来极可能出现的动向，我们必须从现在起保持足够的警惕。
然而道德层面的警示和示范终究难免纸上谈兵的尴尬，诚如凯恩斯1930年所言，“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因此，在中国地方政府普遍持有的GDP至上的政绩观下，当务之急更应该在于双管齐下对症下药，即从宏观上实现对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再认识及基建于上的制度建设的持续改进，从微观上建立起企业技术或动态效率的改进机制，从而达到“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无论如何，这必定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法国哲学家马塞尔指出，人的发展过程中，“最危险、而且流传最广的诱惑之一就是受数字及统计的迷惑”，而科学发展观的适时提出，则为我们策略地、从环保这个能够使所有人共赢的领域切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优势，展开一场导向和谐社会的公平实验预备了先机。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2月17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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