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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玉胜
快过年了，妹妹打来电话，劈头就问：“小哥！好长时间咋不见你打电话呢？你干啥啦……前日，我买DVD音响了……你缺钱不？”我知道，远在山东农村的妹妹报喜不报忧。这些年她和妹夫没少吃苦，靠种菜做木工活，硬是建起了五间水泥铺地的大瓦房，买上了大彩电，装了电话，后来还添了辆“小面”。小外甥中专刚毕业，在当地一家很有名气的大集体
企业干电工，有轻骑代步……这一连串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奇怪。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听起了音响！半文盲的妹妹苦尽甜来，终于懂得了精神享受，真该为她高兴、庆幸。可不知为什么，放下电话，我竟背着妻子泪飞满面。
妹妹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委实不容易。29年前，我还在京城读大学，二哥是铜矿工人，工资很低。二嫂先后生下两个儿子，那时生产队干一天不过一毛多钱，一家六口全靠二哥那点钱，日子十分拮据。有一天，妹妹在院子里晾晒一条大衣领，二嫂说，结婚时就欠她一条大衣没有给，硬是把大衣领收归己有，为此两人大吵一场。这年春节，妹妹见二嫂穿上了新裤子，便去质问二哥，为什么答应给她买裤子却黄了？二哥无言以对。妹妹又伤心又绝望，整个春节都没过好。姑嫂之间，脸皮一旦撕破，打架吵嘴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老家共有四间破房，我和母亲、妹妹住的是父亲在世时盖的三间房，二嫂带着孩子住一间房。我上大学后，二嫂经常和二哥嚷嚷要住大房子，说小房子冷。有一次，妹妹和母亲在大房子里做棉被，二嫂说她也要做，于是当场和妹妹撕打起来。争执中，二嫂用鞋底打了母亲的脸……偏偏在这时妹妹又受了一次惊吓。1976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妹妹到生产队队部开社员会，在回家的路上，冷不防被一男子从身后抱住，妹妹连哭带喊，拼命挣脱跑回了家。这接连的刺激使妹妹神经失常，甚至六亲不认。有一次，在大街上被路人围观。堂兄劝她回家，妹妹开口就骂，极要面子的堂兄动手打了她，她的病更厉害了。二哥为了给妹妹治病，几乎把每月的工资都花光了，可妹妹的精神时好时坏一直没有除根。妹妹那年19岁。
我在大学苦熬一年，暑假回家，一下火车，灯光下见二哥又黑又瘦，背也驼了，老了许多。我恍若隔世，差点不敢认了！回家路上，二哥满腹委屈，诉说了我走后家里发生的一切。
“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说？”听二哥像在讲述悲剧故事，我愧悔、自责，哽咽着说不出话。二哥为我，为全家承担的太多了！
一年后，病情有所好转的妹妹，经姑夫介绍，与他们村一位勤劳朴实的退伍军人订了婚。这年暑假期满，妹妹送我到火车站，临别，硬塞给我10元钱，让我买双皮鞋穿。她说：“你穿着带补丁的球鞋，在大城市让人家瞧不起。”我坚持不要。我知道妹夫总共才给她30元钱见面礼，妹妹即将出嫁，我一分钱都拿不出，怎好意思接她的钱呢！可是倔强的妹妹非给我不可，不然她就不回家。29年了，这沉甸甸的10元钱一直珍藏在我的心上。
妹妹结婚后，迎来了农村那次大变革，一向勤俭不怕吃苦的妹夫有了用武之地，手中有了积蓄，便到处求医寻药为妹妹治病。七八年后她的病终于彻底治好了，后来，生下英俊可爱的小外甥。
我参加工作后，每遇年节或者春种秋播，曾试图给妹妹寄些钱，帮帮她的忙，了却我多年的一桩心愿，可惜总帮不上；你把钱寄过去，过些日子她再寄回来，妹妹就是这么拗！她说，在农村好凑合，城里花钱多，不能没有钱。
钱，人没有它就会失去尊严。29年前，区区一条大衣领，一条裤子，竟给妹妹带来深重的创伤。这究竟归罪于谁呢？细想起来，与妹妹和家人息息相关的是多难的国运，最终还是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噩梦已经过去。如今，“田肥地茂，岁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时有管弦之乐。”鸡年来了，听的出，在故乡一阵阵的鞭炮声中，分明还有轻松愉快的音响乐曲。我相信，妹妹的精神世界一定是个鲜花盛开的春天。
《市场报》 (2005年02月08日 第二十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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