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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我们不要把外国的理论套给中国，因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但是，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是说这个现象就不可以解释，而是应该用新的理论解释。
立足中国、了解中国，要以了解问题在哪里为立足点，不要用外国理论套在中国身上
。中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地利”指资源的利用，“人和”是指企业内部的管理，而“天时”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正处于大变动中。有人说，“在中国做经济是坐在金矿上”，但只有这三方面都协调好我们才能挖出金矿。
2003年，全球整个国际贸易增长率是4.2％，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7.4%。从绝对数量上说，2003年，中国的贸易比2002年增加了2300个亿，同年全球的贸易增量是5000亿，也就是有46％的增量是中国创造的。2004年，中国的外贸增长35%，达到11500亿，增加了3003个亿。在2004年，整个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是8%，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贸易增量中有28％，差不多1/3是中国创造的。但是现在，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有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内部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等国家相继进行改革。有学者就认为，苏联等国家的经济即将要超过中国。但现在，苏联等国家解体了，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还比预计增长得更快。到了90年代中，产生了“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快，人口又那么多，在中国生产的粮食不可能养活中国人。一个美国观察所的所长曾预测，中国从21世纪初就要从世界进口粮食，2020年，从世界进口的粮食可能要达到2亿吨到4亿吨，到时，全世界的粮食都卖给中国还不够。这个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但是，2005年来临了，我们也没有大量进口粮食啊！到了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又有人断言，人民币一定贬值，而且是不可能不贬值的。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人民币不会贬值”，但他们却说，各国政府在贬值前都说不贬值，所以人民币一定贬值。但事实证明，人民币确实没有贬值。21世纪，也就是到了2001、2002年时，有人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重视。在1998年到2003年，中国政府宣称增长率是7%-8%。国外的学者认为最多是2%-3%，还有可能是零增长。到了最近的2003、2004年，国际的讨论焦点就变成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对于中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世界上的学术界、理论界都持以上观点。但这些主流的声音都不符合中国经济，因为他们都是拿国外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经济，而外国的经拿到中国念是行不通的。国外的主要经济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作为根据，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处于转型期，所以与国外的理论对不上号。以下，我就以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和怎样看待2003、2004年中国经济这两个问题为例子来说明一下。
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是否真实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否真实会在世界上引起那么大的评论呢？最主要的原因是1998年到2002年，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我们的物价水平从1998年开始下降，1999年下降了3%，2000年下降了1.5%，2002年下降了1.3%，连续5年下降。在国外，如果出现了通货紧缩，必然跟随的现象就是经济不增长或负增长。像日本从1991年就出现了通货紧缩，到2004、2005年前后十三四年来，经济十分疲弱，经济增长出现了零增长。不仅日本在1991年出现了通货紧缩，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也出现了通货紧缩。而我们从1998年到200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是7.8%、7.2%、8.4%、7.2%和7.6%，平均每年增长7.8%。这当然比改革开放到现在平均每年增长9.3%低了一点，但是，在那几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8%却是全世界最快的。这与国际上的经验不一样，因此，国际上有人开始怀疑，加之1998年政府换届，朱镕基刚刚上台，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1998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所以，国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7.8%。他们认为，中国是计划经济，什么都可以计划出来，7.8％的增长率是我们统计局捏造出来的。这是因为，在国外增长率达到7.8%是非常高的增长，在增长这么快的情况下，能源使用必须增长很多。但是，1997年我们的能源使用率下降了0.8%，1998年下降了4.3%，1999年下降了1.5%。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绝不可能增长。另外，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必然影响供求关系，在出现通货紧缩前必然有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又集中表现在股市和房地产。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人们的钱通常是投资股票和买房子，到银行里存定期的基本是没有的。当股市、房地产出现泡沫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钱。那么，有钱人就要过有钱人的生活，因此，他们的需求就很大。在经济泡沫最大时，日本曾说只要把东京的房地产卖掉，就可以买到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如果把全日本的房地产卖掉的话就可以买回8个美国，所以当人们买房子时认为房子价格是永不会下降的，所以很多人向银行借钱买股票、买房子。但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不破灭的泡沫，当经济泡沫破灭后，当股票、房子的价格降为买入时的1/2或2/3时，就好像现在的香港一样，很多人的股票、房子变成了负资产。就是说，虽然股票、房子还是他的，但股票、房子的价格少于他欠银行的钱。因此，他就变得很穷，穷就要省吃俭用，这样消费需求就会下降。消费需求下降就造成很大的生产过剩，很大的生产过剩就使投资减少，最后使经济疲软。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真实的笑话，是说日本的小保险箱需求很大，那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钱放在银行跟放在家一样。况且银行容易破产，与其把钱放在银行倒不如放在家里，这样，小保险箱的需求就很大。日本经济是以需求和投资为主的，在这样一个需求下降，投资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当然放疲。国外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出现泡沫经济，但是在泡沫经济后出现通货紧缩却是一样的。在中国，从1998年到现在，出现通货紧缩前实际上没有出现泡沫经济。国外出现泡沫经济都会使供给大于需求。但是，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老人———邓小平。他1991年到南方来，作了南巡讲话。接着，从1992年开始，连续5年投资高速增长。1981-1985年我国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19％，1986-1990年是17%，1991-1995年则为36.5%，而且每个领域都如此。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不仅影响到国内投资增长，连外国都受到影响。在1992年前，我国的外资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最多是3%，但1992年后达到12%。在这个情况下，经济结构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终于摆脱了短缺经济。我们从短缺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经济增长那么高，而物价水平不断下降，就出现了通货紧缩。但我们的通货紧缩不像国外那样是因为出现泡沫经济影响供求关系而产生的。我们出现通货紧缩是因为供给增加造成的，并非需求下降。有人说，1998年后中国经济疲软，这句话不准确。1998年后，东亚的金融危机使银行进行了改革，贷款终生责任制也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投资大量减少。1998年，政府用公共投资来启动投资需求，结果民间投资增长了7%，减少了一点，但公共投资增加了，所以在1998-2003年，每年投资增长平均是10%，使整个经济增长接近8%。在1997、1998、1999年三年中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有密切关系。短缺经济中的乡镇企业是改革开放后才产生的。乡镇企业一般投资很少、科技很简单。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乡镇企业只要能生产出产品就必定能卖掉。到了1997、1998年后，经济增长那么快，生产的东西过剩了。那么，哪些东西先被淘汰呢？当然就是产品质量很差的、技术含量很低的、价格很高的乡镇企业的产品。90年代末，全国负债很多，而绝大部分是乡镇企业造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由短缺经济一下子变成供给过剩的市场经济中，短缺经济就被科技高、能源使用少、成本低的民营企业所取代。当乡镇企业被取代后，在2001年，我们经济的增长又恢复正常了。这是国外不能体会的，也不可能体会，因为国外不可能出现一个邓小平。他们都是照搬书上的理论。当然，理论有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但有时又妨碍我们理解。正因为他们埋头于那些硬的理论当中，所以不能跳出来看中国的实际情况。有7.3%的增长，他们认为不可能这么高，但用小平理论来解释的话，就应这么高，而且还应继续这么高。
如何看待近两年中国投资的高增长
中国2003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9.9%；第二季度是6.7%，这是由于非典的影响，当时就有学者预测，经济在短期之内是不能恢复的；但是，到了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回到了9.1%的水平；而第四季度更达到10.1%。全年平均9.3%。这是自1993年出现通货紧缩后第一次恢复到1993年前的水平。而2003年商品销售物价是负0.1%，消费物价指数则是1.2%。对于如何看待2003、2004年的中国经济，现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很低的通货紧缩是国家宏观调控最理想的状态。另一种则认为，虽然中国经济表面上看似很好，但内部危机重重，如不及早处理，其危害力和程度将超过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两种争论十分激烈。有的外国学者还说，如今中国这个状态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情况，对于这样的情况还担忧，真是有点“叶公好龙”。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看清2003年经济增长快的背后到底是什么。2003年投资增长非常快，2002年投资增长是11.8%，2003年达到26.7%，一下子增长了15个百分点，而且是在没有通货紧缩之下的增长，是真实的增长。这是从1978年以来真实增长最快的一年。大家都知道，投资增长，政府的财政、经济都会增长。但投资是很奇妙的，如果投资与需求不是同时增长就会引起通货紧缩。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投资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是在房地产、汽车产业和建材行业。其中，房地产的投资增长是29.7%，汽车产业是87.2%，建材中的钢增长96.5%、铝增长92.6%、水泥增长121.9%。之所以说这样的投资增长不能持续是因为：房地产与汽车都需要建材，这也使得2003年的能源、电力紧张，为此就需要大量进口建材。大量的进口使国际建材的价格上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47年后，德国的钢材一直是降价的，但2003年就涨价了。当然，经济增长，投资就一定要增长，但问题是这样的增长可否持续。造成2003年房地产、汽车投资增长那么快的原因有很多。首先，2003年的投资多为民营企业投资，不同于以往政府的投资。为什么民营企业在2003年有这么大的投资积极性？从企业家本身看，房地产、汽车价格走俏，利润非常高。民营企业家认为，只要我投资，开厂了，很快就可赚回成本，剩下的就都是利润，所以民营企业家争相投资。但是，这些都是大投资，没有几个民营企业家能拿出如此多的钱来投资，于是，就要通过银行贷款。2003、2004年，95%以上的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投资的，否则，贷款增长也不可能那么快。2003年前是企业家找银行借钱，2003年后，因为入世，很多时候是银行找企业家主动让他们借钱。改革开放后，即使是在城市也存在着大量的“存量需求”（指人们有需求的欲望，有支付的能力，但因为结构性等原因而没有马上实现），但过去没有按揭的地方而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这就好像水库里的水，过去因为没有按揭，就像个水闸一样闸住了“存量需求”；现在，闸门一开，开始时是浩浩荡荡，但水库的水是有限的，到后来就是常流量了。很多投资者看到2003、2004年房地产需求增长那么大，就向银行贷款盖楼。但没想到2005年楼房建成时，需求增长就有所减少。我并不是说它不增长，而是你的供给是增长了，原材料也增长了，但需求增长没那么多，就变成了过剩生产。为什么2003、2004年物价那么低，原因在于除建材产业外的绝大多数制造业都是供大于求。2004年3月，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治理2004年的通货紧缩比治理2003年非典还难。”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热下去，必须采用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为此，我们所受的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宏观调控是使用行政手段，国外的学者认为，既然中国是市场经济就要用经济手段、财政手段。按照国外理论，要使经济增长降温有两个政策。一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同时提高。但提高存款利率就不能刺激消费，也不能提高投资的积极性。二是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这样，人们就不想存钱，那么，企业家要贷款，银行也没钱借。因此，这两个政策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外国的理论套给中国，因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但是，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是说这个现象就不可以解释，而是应该用新的理论解释。有人说，在中国做经济是坐在金矿上。因此，我要向企业家呼吁：立足中国、了解中国，要以了解问题在哪里为立足点，不要用外国理论套在中国身上。中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地利”指资源的利用，“人和”是指企业内部的管理，而“天时”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正处于大变动中。因此，只有这三方面都协调好，我们才能挖出金矿。有人问我为什么对中国经济如此乐观？这是因为我并非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看到我们目前正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我相信，中国的繁荣景象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了2030年，我们将超过美国，再次成为全球大国。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仍将保持30年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持30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已走了25年，但我估计还可以走30年。中国现在只相当于1960年的日本、1970年的韩国。到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30%是没问题的。发达国家要发展通常自己发明科技，但是风险大投资也大。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能用这个办法。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引进科技。引进科技需要最多是成本的30%，通过引进科技发展经济，那它的经济发展就可超过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就主要靠引进科技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途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潜力比1960年的日本更大，因为我们经济更发达。要连续30年甚至连续50年的高增长，关键是我们要知道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并掌握它，要使经济稳定，不大起大落。到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30％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除了引进科技还有就是货币升值。所以，我相信30年后人民币一定升值。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地区差异，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这个问题，美国的东西部比中部都差很多。1978年前，我们靠政府人为的手段使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减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部以制造业为主，中部以农业为主，西部以矿产资源为主。以前，政府掌控很多方面。棉花等是前两年才放开的，而矿产资源到现在还没有放开。西部向东部输送天然气，一立方米才收1分钱。就是说，东部越发达，从中、西部拿到的东西就越多，地区差异就也越大。对此，解决办法是：一，建立产品的统一市场，通过东部拉动中、西部经济发展，提高农产品、矿产能源的价格增长。二，建立劳动力统一市场。劳动力流到东部，他们就会寄钱给老家，这也有助于中、西部经济发展。三，政府支持，对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给予帮助。（本文系作者1月31日在广州演讲的内容，本报记者陈莺、实习生曹静雯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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