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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羽青
在刚刚发表的《中国经济季报》中，世界银行认为，尽管今后还存在一些重大的宏观经济风险，投资增长率有可能重新上升，资本流入和贸易盈余两方面所导致的外汇流入的进一步增长可能使货币管理复杂化，但是，由于拥有一个积极的外部环境，强劲的国内需求增长，而且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消退，中国2005年的宏观经济前景也很有利。在这些条件下，政
策制定者正在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放在体制和结构改革上面。
经济政策：
推进结构改革的良好时机
季报指出，目前有利的宏观经济形势使2005年成为实施结构改革的黄金年。在被称为“改革年”的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全面的改革方针将会出台很多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改革的目标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并将财政和货币政策姿态从“积极”调整为“谨慎”。在公共财政方面，政府计划深化财政和税收改革。此外，财政政策的改革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目标，它要求所有中国人能够更为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在结构政策方面，已经就强化经济结构以及优化资源和投资配置（包括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制定了全面的指导方针。这可能会影响到货币管理方面的政策，以及金融部门和企业方面的政策。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各个部门已经推出了2005年的政策议程或目标，并且国务院通过颁布2005年一号文件，确定了今年工作的基调，重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与以前相比，
政府更加愿意提高利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2005年的货币政策的计划，Ｍ1和Ｍ2的增长目标为同比增长15％，人民币贷款新增目标为2．5万亿元。世行认为，这意味着与2004年末相比货币供应总量的增长率大致没有变化。只要货币流通速度，或其倒数Ｍ2／ＧＤＰ没有大的变化，那么货币供应总量的这一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受金融深化和货币化的影响，中国的Ｍ2对名义ＧＤＰ的比率一直有上升的趋势，从1980年的0．37上升到2004年的1．85。其边际比率值（Ｍ2的变化量和名义ＧＤＰ的变化量的比率）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顺周期模式，即在经济高涨时下降，在经济高涨结束之后上升。以世界银行预测的ＧＤＰ实际增长8．3％为基础，如果Ｍ2与ＧＤＰ比值逐步回归到趋势增长水平，那么，Ｍ2的15％的增长率就将使ＧＤＰ平减指数的通货膨胀率为3％－5％。宣布将政策姿态从“积极”转变为“谨慎”可能应该看做是：为了实现与“软着陆”相一致的通货膨胀目标，与以前相比，政府更加愿意提高利率。
世行强调指出，当前的利率水平加剧了投资的误配置，而且更一般地来看，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将改善资源的配置，并进一步降低对投资的超额需求。进一步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的改革也得到好评。截至目前，这些金融机构还面临贷款上限的限制，结果它们无法为它们所承担的风险获得足够的补偿。这样所造成的后果正好与政策的目标相反：与贷款利率放开的情形相比，农民能够获得贷款更少，而不是更多。
外资流入
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季报注意到，外资流入会使货币政策的情况复杂化。只要中央银行能够冲销掉与国际储备积累随之而来的货币扩张，国际收支的盈余就是可以控制的。到目前为止，冲销似乎没有带来什么问题：在截至2004年11月之前的12个月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净资产增加了12160亿元人民币，而人行的债券净供给增加了5790亿元人民币，同时准备金率的提高又吸纳了2740亿元。为吸纳流动性而发行的央行票据所支付的利率很低，而且可能低于国际储备的收益率，因此，冲销实际上可能是有利可图的。此外，近期美国利率的上升扩大了中国货币政策操控的空间。另一方面，今后是否需要冲销是难以预测的，而且大量不稳定的投机性资本流入还可能使货币的管理复杂化。而且，目前国际收支的盈余越来越由贸易盈余的上升所导致，而贸易盈余的上升是由于在美元汇率进一步贬值的过程中，人民币的有效汇率贬值。这可能会增加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调整汇率制度的政治压力，进而引起新一轮对汇率变动进行投机的资本流入。保持汇率稳定，同时改善汇率体制还将是当局的一个主要目标，而且这方面的国际压力可能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国际收支继续出现盈余也可能会导致贸易摩擦，这会是一个更具破坏性的因素。
财政支出优先顺序发生转变
2005年中国财政目标包含以下内容：财政赤字大致保持去年的水平（占ＧＤＰ的2％）；增加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后者是与一个计划中转变是一致的，这个转变是指从“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社会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社会保障、法律框架、科技教育和公共管理等”。
世行分析，这个转变似乎有很大的空间：国民核算账户中的资金流量表显示，政府（中央和地方）是一个胃口很大的储蓄者。2003年，中国政府的储蓄约占ＧＤＰ的7．5％，而日本和美国的政府则分别消耗大约占ＧＤＰ的2．2％和1％的储蓄。中国的预算投资水平并不高，占ＧＤＰ的3．8％。但是，对企业的资本转移（如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公司和商业性企业）占ＧＤＰ的比重超过了6％。因此，加总起来，仅政府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就占ＧＤＰ的10％左右，差不多是中国总投资的四分之一。城镇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是中国投资率高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要减弱地方政府进行投资的激励机制，尤其需要改革城镇的融资体系。
季报认为，把重点放在农村地区的公共财政是合适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的服务与小康社会的标准相去甚远。农村地区的财政体系正在进行很大的改革，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已经达到22个。目前良好的财政前景提供了一个条件，使人们的视野可以超越各个单项的改革，而把目光投向整个政府间财政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如何保证所有的家庭都能够享有基本的医疗和子女教育。把支出重点向这个方向转移，有助于提高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同样有助于私人消费的增长，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今后进一步的改革也可包括加速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巩固新出现的农村养老体系：提供保障以抵御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和进入老年之后的风险很可能会使得消费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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