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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存准
宋徽宗和明崇祯“生活”时期相距500年，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颇有“名气”的亡国之君。与此同时，宋徽宗的“不能为君”和崇祯的“勤勉图治”同样“名垂青史”。
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多才多艺之君：独创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瘦金
体”，结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工花鸟画，其真迹至今价值连城；能诗善文，那句“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经典词句千古传诵，经久不衰。然而，他惟独不会做本职工作——当皇帝，正如清人王士祯所评价的：宋徽宗百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在位期间，为修建宫殿和花园，他大兴“花石纲”，弄得“中产阶级”破产，“贫下中农”卖儿郎，引发方腊起义、宋江造反；他联金攻辽，辽灭后，自己却遭到金的大举进攻，金兵兵临城下时，又惊慌失措，匆忙把帝位传给儿子宋钦宗。但是，“是祸躲不过”，1127年，做了26年皇帝的他连同儿子宋钦宗双双被掳，囚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客死他乡作孤魂野鬼。
与宋徽宗大相径庭的是，17岁登基的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是一位十分“职业”的君主，他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亲政之初就韬光养晦，采取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到政权根基“稳固”后，即以雷霆万钧之势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手腕之娴熟，行动之果敢足可与康熙“收拾”权臣鳌拜同日而语。这之后，他勤俭自律，励精图治，勤勉有加，推行与民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殚精竭虑地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但事与愿违，李自成攻破北京城，1644年3月19日，年仅34岁的崇祯皇帝失魂丧魄地爬上煤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其时，他刚好做了17年的皇帝。
两者相比，乍一看来，真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不一样的“追求”，却换来一样的“结局”？为何“不务正业”的宋徽宗和“勤勉有加”的崇祯，却得到同样的亡国之命？为何对宋徽宗的“无为”与崇祯的“有为”，上天不给予区别对待？
其实，历史早已注定他们要成为亡国之君，注定他们要背上“国破家亡”的骂名，无论他们会不会做皇帝，不论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也不管他们是否“不务正业”或“励精图治”，因为面对一个根基动摇、气数已尽的封建王朝，除了徒叹奈何，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就像面对一具行将就木的“僵尸”，主治医生的医术高明与否和敬业程度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北宋时期不仅政治腐败，皇室和官僚生活极度奢侈，而且官僚机构和军队建制庞大，军费和官俸支出越“滚”越大，与此同时，全国十分之七的土地集中在皇室、贵族、官僚和地主手里，农民赋税沉重，无法生活下去。大明王朝专制统治非常腐朽，土地集中达到历史上惊人的地步，中央集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还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西厂，首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农民被逼进绝地。
尽管北宋有王安石变法，明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试图缓解社会矛盾，化解政治危机，巩固封建统治，但在执行过程中，赋税被转嫁到农民头上，结果农民命运更加凄苦，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所以，北宋和大明王朝的崩溃就成了自然而然之事。宋徽宗和崇祯皇帝只不过“欣逢其会”，当了一回“冤大头”而已。
由此观之，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嘲讽宋徽宗和崇祯的悲剧下场。因为他俩的亡国之“果”并不是由他们栽培和开花的，更不在于他们是否“不能为君”或“勤勉图治”。如果换个人去坐他们的“宝座”，其结果和他们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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