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新生
一年一度的春运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作为中国转轨时期特有的现象，中国的春运将会在五年之内彻底消失。然而，春运所带给我们整个社会的不安和学术界对春运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争论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春运是中国特有的人口大迁徙，它的背后是中国沿袭多年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失衡现象。正是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异，所以才会出现外出务工的农民千里迢迢回家过年的景象。同样道理，正是因为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才会出现一年一度的学生春节放假回家的浪潮。单纯从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角度分析春运问题，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即使从契约自由原则来看，是否外出务工，与企业签订合同，并不能由农民自己说了算。这种基于不平等的机会而产生的合同关系，固然无法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但是政府完全应该从其他的方面给予农民适当补偿。国营铁路运输公司在春运期间，不但没有给予农民工特殊的优惠，反而通过听证的方式，在民工线路上涨价，这是在法理上解释不通的。
强调市场经济自由，必须首先考虑市场主体是否具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如果市场主体仍然受到传统的体制束缚，仍然必须为身份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承担义务，那么，所谓的市场经济自由就没有办法完全落到实处。
中国的春运问题迟早会结束，但是，由春运问题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值得学术界持续关注。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如果没有彻底消除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不合理措施，而希望建立一个完全市场自由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是不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其他人的不自由基础之上的。我们强调和谐的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在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换句话说，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只是我们争取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某些学者和部分决策者将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的终极目的，甚至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而不顾中国当前的国情，将少数社会弱势群体边缘化，甚至在改革过程中，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样的改革不具有正义性，背离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初衷，也违背了我国宪法所写明的立国方针。
反思春运问题，包括反思围绕着春运问题而展开的各种争论，我们不难发现，某些经济学家在宣传和鼓吹市场经济基本理念的时候，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市场经济的理念泛化了。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做法。假如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建立个人自由得到充分尊重的公民社会，没有制定普遍被遵守的社会规则，那么，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将会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阶层不断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决策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必须寻找更加广泛的征求民意的渠道，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将公众的意见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决策失误，才能照顾到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
现代文明的精髓不仅仅表现为少数服从多数，文明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宪法和法律将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并且制定严格的司法救济程序，确保任何人都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认识到了民主决策的重要性，注意到了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但是，在学术界和舆论界，一些人还没有真正领会到现代文明的真实含义，他们只看到了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而没有看到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性，没有理解和谐发展的深刻意义。所以，面对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这样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在错误的假定基础之上，运用所谓的交易理论来解释问题。这样做，只能损害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在民主社会，这样的学者是没有市场的。
我们可以原谅某些学者的无心之失，但不能原谅学者为了某些集团的利益而误导公众，更不能原谅某些学者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将不符合公众利益需求的理论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围绕着春运问题所展开的种种争论提醒我们，在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加快民主体制改革步伐，让市场主体的各方都有能力在各种合法的场合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中国的市场经济才能稳步发展。换句话说，只有充分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才能彻底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