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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政府在调整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偏差，后果谁来承担？
日前，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分赴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等10多个省区，对近百家中小医药企业实地考察和专题调研。其结果表明，相当多的制药工业生产企业进行GMP改造后，落下了后遗症，出现不同程度的规模扩大，效益下降的情况。
国家药监局推行GMP认证的目的，是将部分不符合标准的医药企业淘汰出局，但在实施过程中却给绝大部分企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资金、政策向来是压力的两端。
进行GMP认证要付出高昂的费
用，改造完成后，一般企业GMP认证所花费的资金高达2000万元，这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堪重负。
而同时，企业把大量的资金用在厂房、设备等硬件建设方面，而本该用于研发新品种、进行临床试验的资金却捉襟见肘。
GMP淘汰了企业数量但却增加了成倍的产能。对中小企业来说，产能增加反而等于闲置。它们希望通过委托加工的形式，让闲置的设备运转起来，但由于药品委托加工政策没有放开，相关政策未出台，此路难行。
同时，由于允许通过了GMP认证的企业提高30％的价格，药价也一涨再涨，以至于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不得不发文联手控制药品价格上涨。
更值得关注的是，没有通过GMP认证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民企，且是中小型企业。它们有几个疑问至今还未得到回答——
其一、GMP认证以规定最后期限的方式强行淘汰企业，而获得生产国药“准”字号药品和有产品合格许可证的企业，未通过GMP认证也需被淘汰，这是不是对合法财产的侵犯？
其二、国家鼓励私人投资，但GMP认证导致的这些民营企业遭受的投资损失，应该如何界定？
其三、国家有权强制推行某种行业标准，但对于因此受损的合法企业，国家是否应予以补偿？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GMP认证是必要的；而相关配套政策和补偿机制也是必要的。
在多元化投资体制下，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引导，要使政府的权力和政策的制定与企业的需求保持一致。未通过GMP认证的1340家企业已全部停产，它们将如何收场？
据说，湖南省经贸委将于近期举办大型招商活动，试图以此吸引以国际药企为主的外来资金兼并或收购这些“散架”的国内企业。其他的有关政府部门，是否也应该为“GMP后遗症”的解决出一点力？
本报经济评论员 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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