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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1日起，早报头版及A叠每天辟出大幅版面，连续报道流脑最新疫情，多角度披露上海市及各地政府、防疫机构紧急防范流脑蔓延的各种举措，并通过权威专家访谈，向读者介绍流脑与SARS的本质区别：针对流脑，不仅有专门的疫苗，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依现有成熟的诊疗、防疫技术，流脑属现代医学绝对可控范围。
通过收集各种相关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元月31日卫生部向全国发布
疫情警报后，国内各地区的流脑防控工作均已按相关疫情防控预案有条不紊地展开。以上海为例，已在150家医院设置发热门诊，全市相继启动43个流脑疫情监控点，调集部分特种疫苗作为“技术储备”……
眼下，尽管国内除闽、琼、藏之外其余省（市、区）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脑病例报告，但并未出现大面积、高强度的疫情蔓延态势。仍以上海市为例，得益于SARS之后对传染病防范措施的多重改进———譬如，上海本地儿童流脑疫苗接种率超过98%，外来儿童的疫苗接种自去年起也纳入了儿童免疫计划。由此，市民完全没必要出现过度紧张。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得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之根本，当然首先要包括确保以人的生命健康为本。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吸取SARS的教训及科学发展观之逐步确立，各级政府在卫生部发布疫情警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基本上是得当的。客观地说，这与SARS之后各级政府开始重视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及反应机制建设有直接关系。
然而，正是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高度衡量，立足于本次流脑防控的实际，现状仍难以令人满意，种种不足依然明显。
从现有信源看，本次疫情率先出现于安徽部分地区，早报评论员查阅多家媒体的报道发现，去年12月下旬以来，安徽芜湖、滁州、安庆、巢湖、合肥等地的个别学校先后爆发局部流脑疫情，该省其他地区则陆续出现散发病例。假如以上报道属实，等于说，疫情在一个多月前就有了“局部爆发”先兆。可直到今年元月27日，该省才对外发布“安徽近日发生流脑疫情”的消息，又“拖”了3天，该省才推出“流脑疫情日报”。考虑到卫生部向全国发布疫情警报的时间是元月31日，人们有理由质疑，流脑疫情之所以扩散开来，是否与当地有关机构“反应过慢”有关？我们无意指斥当地一度对疫情采取不报、瞒报的态度，也不愿相信当地会采取如此下策。但有一点不能不令人猜测：即当地对疫情的判断和发布是否存在“迟滞”现象？
鉴于两年前SARS流行前期存在的瞒报现象导致全社会为此支付“高额政治经济成本”及数千公民的生命代价之深刻教训，SARS之后国家特意重新修订《传染病防治法》，该法第三十八条专就疫情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公布”作出刚性规定。而该法第三条把流脑列入“乙类传染病”，属必须依法及时、准确公布疫情信息之列。显而易见，对照上述法条，“迟滞”之说当能成立。另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法施行于2004年12月1日，早于流脑疫情局部爆发之前……
社会生活中，这类“迟滞”或干脆瞒报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当它出现于疫情防控过程时，其造成的直接危害显然是最烈的。从文化渊源上追溯，这类现象与已存在多年、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消除的“扭曲的政治文化”有直接关联。由此可见，建立服务全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加大人财物投入固然重要，但从观念、价值理念更新和实施“问责”制度着手同样不可或缺。就后者言，首先得从通过体改而逐步铲除“扭曲的政治文化”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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