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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甫
近日，某省公开举行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听证会。作为见证了这次听证会的记者，有必要把听证会的问题披露出来，供人们思考。
这次教育“一费制”听证会，实质上是一场提高收费标准的听证会。因为教育部门拟
定的标准，提高了现行收费水平，使家长负担的杂费达到杂费总额的57％以上，超出国家明确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杂费由政府负担为主，家长负担为补充的原则。同时，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在“十五”期间出台和提高针对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提高收费标准也与此规定不符。因此，在听证会上，相当一部分代表，尤其来自消费者协会、农民负担监督办公室和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代表明确反对提高收费标准，认为提高收费标准没有法律与政策依据；同时质疑“一费制”之外存在其他更高收费项目的合理性；质疑作为规范收费、降低家长负担、落实政府责任的“一费制”听证会，为什么变成了涨价会；质疑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负担中的责任。
但是，这些反对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最后还是通过了教育部门提出的方案。不但最后的结果没有体现出对代表意见在尊重，就是在会上，有关部门也对有些代表的意见缺少倾听的诚意。在会上，代表们踊跃发言，参加会议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却用手机玩游戏，并没有专心听取代表的发言；在听证会结束前，这位负责人总结发言时，虽然表示听到了真实的声音，但居然严厉斥责有的代表的发言“数据不准确，是不负责任的”。
听证会上的真实情况不能被公开报道。在听证会召开之前，有关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媒体配合政府工作，不要对听证进行炒作，保证政府决策顺利通过。所谓不要炒作，就是不要对反对意见进行报道。于是，在听证会后，媒体大规模地报道了听证会，却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绝大多数代表同意提高现行收费标准”，“仅有一位代表持反对意见”，而某家报纸记者将会上代表的真实意见写成报道后，报社将稿件送教育部门审查，教育部门认为太敏感，不许发表。因此，公众从媒体上得到的消息是，代表们都支持提高收费标准的方案。
公开听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媒体能够公开公正地跟进报道。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参加听证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所谓公开，更重要的是向大众传媒的公开。只要大众传媒能够公开、公正、客观、真实地报道会上的内容，报道各种意见的交锋，就等于是延长了公众的耳目，虽然他们不在现场，却也通过传媒知道了会上的情况，满足了他们的知情权。但是，一旦新闻媒体被控制，被统一口径，并事先要求必须为某种诉求服务，那么，没有机会进入会场的场外公众只能被误导，以为会上是“一致同意”；而会上的真实声音，无法得到社会上公众的呼应，他们的意见不但不能被采纳，而且，他们本人很可能也会被不明真相的公众误解，认为没有代表他们说出本该说出的真话。
一场轰轰烈烈的听证会变成了听证秀。要提高收费标准的申请者，进行了公开听证，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有了民意基础，因而有了合法的涨价依据；广大的公众没有了反对的理由，因为根据媒体的报道，代表的绝大多数，包括那些因为涨价而利益受损的群体的代表，都顾全大局同意涨价；而那些在会上据理力争的代表，却里外不是人，在会上，他们被斥责为说了不负责任的话，而在会场外，关注他们言行的公众把他们看成了不敢说真话的胆小怕事之徒，是伪代表。
不能尊重代表意见，蓄意误导群众，这样的听证，还不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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