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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友琴
最近，有那么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大声呼吁：“让大部分农民成为中产者”04．12．28《北京晨报》。是“农民”，是“大部分农民”，是“中产者”，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说的“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是够“高雅”的了，却“毫不足靠”。
笔者以为，一些问题更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关注。
一是农民贫困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家境困窘的女生，整个2004年，才花了8．35元伙食费。这名大学生还是富裕的江苏人（1．12《武汉晚报》）。中西部地区呢？“北京师范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学生比例，从1998年的16％激增到现在的41％”（1．13《成都日报》）。这“激增”的41％会是什么阶层呢？甘肃有个调查，“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1．1《中国经济导报》）。所有这些，无不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农民真苦、真穷。我们不该更要呼吁关注广大农民脱贫问题吗？
二是农民生命权问题。“我国农村一半农民看不起病”，“中西部农民因为看不起病，死于家里的比例高达60％—80％”（04．11．6《广州日报》）。艾滋病感染者，大部分在农村。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功能不完善，医疗基础条件差，医疗队伍素质低，农村医疗投入严重不足。不法药商把过期药品换包装销往农村。人命关天，难道不是我们经济学家更应该关注的吗？
三是农民工问题。农民工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倘若我们现代城市一旦离开农民工，毫不客气地说，城市将陷入瘫痪。然而，农民工报酬最低价，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为了讨得可怜的工钱，甚至遭到殴打，乃至登楼演出自杀的荒诞剧、悲惨剧。国家总理要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难道要总理为每个农民工去讨债吗？农民获得劳动报酬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高唱“让大部分农民成为中产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四是农民民主问题。尽管1987年，我国已经颁布了旨在保障亿万农民自治权利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但是农民能享受这个民主权利，距离还相当远。陕西省扶风县法禧村，群众选出来的代表被逮捕判刑，为了让乡政府指定的候选人当选为村委会干部，县乡动用了警车和十几名警察，演出了一幕“枪口下选举”的丑剧（04．8．8《农民日报》）。别看村官是上不了品的芝麻官，他们的无法无天是农民致富路上的严重障碍之一。贵州乌当区新庄村的全部11名村干部，在四年的时间里，采用虚报、冒领和挪用的方式侵占村民利益，涉案金额竟然高达千万元。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应该更要为农民的民主权利而奔走呼喊吗？
五是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农民进城了，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弟入学权益等等方面，都存在着看得见的差异。他们收入很低，却显然比城镇居民要付出更多。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弱势群体中的最弱势阶层。我们在奢谈“让大部分农民成为中产者”之前，不更应该为农民争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吗？
呼吁“让大部分农民成为中产者”，是站着说话腰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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