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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今年农民增收难度仍旧很大。粮食再增产，面临着面积扩大、单产提高、价格上调等潜力不大和气候条件不确定的制约；利用“减负”来增收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2004年初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后，上海随即从9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20条政策意见。年终盘点，上海农民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这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
2005年中央再次下发“一号文件”，又向全国农民送出一份温暖厚重的新春大礼。“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成为继去年“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之后的新主题词。细解新年一号文件，体会到一种穿透纸背的力量在字里行间彰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要从根本上夯实农民增收的基础，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成绩的压力
包括政策在内的各种因素，促使上海郊区农民去年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7337元，同比增长10.2%。政策扶持体现在“多予、少取”。去年，中央在国债投资总规模减少300亿元的情况下，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从26%上升到30.8%，提高近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比上年增长12.3%。上海加大了农村税费改革力度，全面减免农业税费，并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
据调查，去年上海农民平均每种1亩粮食至少可获得100元左右的补贴，部分乡镇还分别实行了有机肥施用补贴、减免农机服务费用等举措，让农民多得实惠。去年，上海农民人均从家庭经营得到的纯收入达886元，比上年增长8.8%，净增73元，拉动当年农民增收1.1个百分点。
去年，也是上海郊区实施“镇保”的第一年，全市投入保障资金达到300多亿元，58.74万农民参加“镇保”。去年，上海开始实行老年农民75元养老金的政府托底补贴政策，全年各级财政共拿出2亿多元用于老年农民、低收入农民的生活补贴。去年，市、区财政还新增1亿多元用于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扶持。去年上海农民人均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达397元，比上年增长17.1%，净增60余元。拉动农民增收1个百分点。
但是，这些去年政策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成果，有不少在今年都将变为农民收入的基数。据市农委统计，去年7个方面的政策因素共拉动农民收入达10.8亿元。但其中，种粮直补政策、取消“两工”（积累工、义务工）政策、老年农民托底补贴政策、享受合作医疗补贴等4个方面，有近5亿元增收金额今年将转为基数，而不能继续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新的动力源。如果这些政策不能转为长期机制，农民增收则缺乏持续动力。
另外，去年上海超额完成10亿公斤的粮食总产目标，水稻单产547公斤比前5年平均水平增3.37%，其中有气候因素的偶然性。这自然也不能作为今年农民增收的肯定理由。
深层的矛盾
去年增收是明显的，但制约增收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连续4个“并没有”表明，农民增收问题仍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从农业内部看，农民持续增收与农业发展后劲之间存在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潜力效果已今非昔比；现有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有限，短期内难以实现依靠农业科技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因此，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难立竿见影；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依然力不从心。
从农村内部看，扩大农民非农就业，提高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市农委王东荣高级经济师指出，上海郊区面临着非农就业岗位增长和功能开发之间的矛盾。从2000年起，郊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都达到70%以上；但随着农村中的青壮年富裕劳动力陆续转移到二、三产就业，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困难也在加大。
清醒的认识
总体来说，今年农民增收难度仍旧很大。粮食再增产，面临着面积扩大、单产提高、价格上调等潜力不大和气候条件不确定的制约；利用“减负”来增收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那么今年乃至今后，农民增收的新空间在哪里？
从内部看，必须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上海作为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可以用工业化手段来武装农业，提高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上海作为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用商业的理念来经营农业，通过品牌农业提高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可以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民素质，培养“专业农民”，使之扩大经营规模、增加收入。
从外部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其依据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3万亿元，非农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财政收入达到2.6万亿元，总体上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
这带来了今年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性进展：中央提出“三个不能”原则———即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行之有效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少还要增加。据悉，今年政府计划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资金数额大概在700亿元以上；中央一号文件中还刚性规定，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
上海作为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地区，在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方面仍有潜力，可有所作为。比如，以宅基地置换试点工作为突破口，使农民逐步向小集镇和中心村集中，为城乡统筹提供新的空间。
比如，上海准备开始实施的征地留用地制度和进一步推进的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实施征地留用地，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给农民留一份土地，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一笔土地的财富积累机制，使农民在土地升值中获得长期收益。同时，今后几年上海要逐步对集体经济组织实行股份制改造，把集体资产股份量化到农民，使农民从集体资产股金分红中得到长期收益。
又比如，促进城乡一体的就业政策，加强对农民工“欠薪”、“欠保”的监察力度，保障非农就业农民合法权益。给农民有自我发展的机制，拓展新的适应郊区不同年龄段农民就业的工作岗位等。
再比如，可以适当考虑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线随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同步调整，缩小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之间的差距；继续推进和完善“镇保”，进一步落实被征地农民进镇保的政策，做到“新账不欠，老账逐步还清”，使农民分享更多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本报记者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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