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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伟雄
英国前辈级财经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的研究指出，20世纪人类经济和过往的最大分界点，就是“科技”（technology）取代了“技术”（technique）......
世界经济成长的重心，愈来愈仰仗“科技创新”扮演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角：1903年12
月17日，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基蒂霍克飞上了蓝天，就此拉近了城市、国家和洲际间的距离；1911年Daimler（戴姆勒，奔驰的老东家）内燃机点着了汽车产业；1928年的盘尼西林开启了制药业；1947年Bardeen、Brattain、Shockley三人发明的晶体管，影响就更大了，广及所有现代信息和半导体工业。
既然“科技创新”对经济产值如此重要，而当年的财经媒体却低度关心它（较关心“科技股”，而非“科技产业”），如今我们就该投注更多的目光。
此外，世界企业经营的心灵创新，也愈来愈仰仗科技公司的引领，这道理有点曲折，值得细说。
开过公司的人都知道，当我们在获得一项“研发”的创新结果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快把它“标准化”。但结果是：越是习惯于“标准化”的企业，却也越会失去创新的活力，因为组织里的工作者“萧规曹随”久了，不仅会抗拒“新鲜思考”，甚至会去排挤“新鲜思考者”，这种组织的惰性有着另一个名字：“官僚”。
但科技产业天生就是“官僚”的克星，“科技语言”不比“国家语言”拥有地域和文化的排他性，因此很早就有一个“全球化”的信息透明市场，这里面人才济济，谁一停滞，马上就有取代者。再者，科技的创新有着强烈的“不连续性”，也就是前一个创新者很难用“技术门坎”封堵下一个创新者，之所以会如此，有可能是因为“创新的两难”（旧技术利润仍高，以致失去投资新技术良机，例如IBM执着Mainframe而错过PC），也有可能是因为新技术本来就属于一种隔行的“破坏式创新”，老公司想学也学不来（例如CD-R剎那就取代了磁盘片）。
正是科技产业血液里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使得它在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最新鲜人才”的培养所，科技公司因而也扮演各商业社会中摧枯拉朽的“领航员”，当然，如果你要探讨最新的财经知识，focus在科技公司上，远比单靠“精练管理”的传统产业要有效益得多。
聚焦在科技公司当然是关注科技产业的媒体人的偏执，但这更是一种“时代感”的偏执，如果传统企业像科技公司一样戮力于“破坏式创新”，那当然也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在此科技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2月01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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