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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
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人口控制”和“外地人口进京”成为会内会外人们关心的热点：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提出“人口准入制度”，引起网友激烈反弹；政协委员李慧玲则建议，应该给持有北京房屋所有权证的外地来京人员发放“居住证”以代替“暂住证”；政协委员韩志军建议，在《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中增加子女高考条款，
确保他们的高考权利。而暂住证是否该取消的问题，也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居住证，暂住证，准入制，外来人员子女高考，等等，核心问题都是外地来京人员的北京户口问题。《新京报》1月28日调查显示，外来人员在京的“六大烦恼”分别是：没有暂住证，学车成泡影；公务员（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歧视外地人；孩子上学被迫交捐资助学费；外来人员买车难上京牌；装电话没有北京户口要交押金或北京人担保；公园年票只优惠本地人。
用历史的眼光看，没有北京户口的外来人口曾经遭遇过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六大烦恼”，而且上述“六大烦恼”有的也很快将不再是烦恼。回顾一下北京强加在外地人身上的种种歧视，是耐人寻味的：曾经，外地人买房要交一笔莫名其妙的“外地人购房费”，但外来人员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买得起房还交不起你那一两千元的“外地人购房费”？有的还由房地产公司代交了。也许是因为房地产商的压力吧，这个“外地人购房费”无疾而终；曾经，外地人不许干这活那活，但最终北京每年春节缺10万外来工的市场现状还是把这个规定冲破；曾经乃至现在，没有暂住证者将不得获得出租房、务工证、营业执照等，但市场的需求哪管得了你这么多。现在对暂住证没有了强制手段，非法的收容遣送制度也已经废止，外地人爱办不办这个证，警察也无可奈何；曾经，外地人买车难上京牌，但也就在不久前，为了挽救低迷车市，或者可能也是迫于汽车商压力，这一切已经放开；装电话要交一笔撤机才退的押金，好办啊，找个北京人担保就成了；买手机不能买先使用后交费的，买个充值卡的并不低人一等；外地人曾经没办法在北京交社保，但有关方面后来发现这样做只是在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不光自己白白损失大笔养老金（现在的社保基金相当一部分是由年轻人交了养过去没交社保的老年人），也有可能把老无所养的一批人留给这个城市的下一代，于是赶紧又规定从2003年以后外地人可以交社保；公园年票嘛，2005年也放开了……
算这些陈年老账，不是为了迟到的控诉，而是为了说明：凡是已经市场化的领域，或者初步实现社会公平的领域，各种附加在户籍上的特权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市场冲破，在那些领域，户籍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咱们伟大的首都北京，1500万人口当中，有近三分之一400万“黑户”宁愿做这个城市的“二等公民”，也依然在这里悲喜交集地生活着工作着。只有那些高度计划经济的领域，附着在户籍上的种种特权才能够顽强地存在着。这么算来，附着在北京户口上的最后特权也是最大特权毫无疑问是高考！户口的问题要解决，因为这是公民迁徙自由和居住权利之所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反之，公民的住所所在地就应该是户籍所在地。凭什么一个人必须在他自己的房屋里（含长期租住）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暂住”？但与此同时，高考的问题也要解决，高考的公平问题解决了，户籍的问题不解而解。
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全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显示：2003年，北京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9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2％，在全国遥遥领先。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遥遥领先”是通过“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占有大量高校录取指标得来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应该在两会上质询教育部，类似北京大学2004年在北京录取713人（全国总录取人数2599人）的计划指标，有什么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依据？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市属高校可能比一般省会城市都多，客观上也能使其高校入学率升高。但市属高校同样是全市纳税人的税金所办，外地来京人员同样贡献了他们不菲的税金，为什么外地来京人员的子女不能和本地人享受同等待遇？外地来京人员子女的高考同等待遇，不是关怀，不是恩赐，而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况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小学、中学都在北京“借读”，回原籍高考，大纲和试卷都不相同，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公平？
附着在户籍管理上的特权不除，户籍管理就无法回到它原有的“人口登记”本位上，它维护的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增加的是管理部门的管理成本，给公民制造的则是内耗。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北京不能给外来人口平等的户籍待遇，更要问为什么高考的公平始终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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