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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进行观察，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普遍且明显的现象，即对研究生和教授都有助益的学术讨论，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中处于严重缺位的状况。
众所周知，学术讨论的基本价值乃在于讨论参与者至少能够在其所讨论的问题上增进知识：它不仅可以逼得讨论者把观点阐释得更清楚，而且也能够使讨论者意识到各自视角的
限度。再者，学术讨论还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大学氛围：既能够使参加讨论的研究生产生阅读和思考的动力，同时也能够给参加讨论的教授提供进一步阅读和研究的压力。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认为学术讨论或开展学术讨论有意义，实是因为学术讨论是一种为了更确当地认识我们的问题而开展的智性活动，它是以个人理性存有限度、任何观点都存有局限、以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质疑任何既有前提或前设为其基本预设的。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甚至可以说不再是学术讨论缺位这个问题，而毋宁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有没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绝不是某一届研究生自身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国高校中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力量抑制了研究生这种能力所致———这些结构性力量深深地嵌在中国的教学制度、教授的教学实践活动和研究生的应对策略之中，甚至还隐含在教授和学生采取这些制度、活动和策略的前设之中。否则，为什么新的研究生来了一届又一届，我们依旧开展不起来那些有益于研究生学习和有益于激励教授更新知识的学术讨论？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即使在极其偶尔的情形下开展学术讨论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讨论”依旧是“一言堂”式的说教或者“一种调子”的不同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学术讨论。
在我看来，那些抑制学术讨论的力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力量，有着许多彼此纠缠在一起的原因，但根本上是因为下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所致。
第一，“行政与学术不分”的观念。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往往是带着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参加学术讨论的，这很正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正常的事实在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行政级别”与“观点正确的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
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行政与学术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使行政因素渗入学术讨论之中，更使学术讨论在行政化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级别的“一言堂”，因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特定要求使得学术讨论中的批判性丧失殆尽，而批判性的丧失则在根本上意味着学术讨论的消解。
第二，“辈分与学术不分”的观念。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教授与研究生一起对某些问题进行学术讨论乃是极其正常的事情。但是，这类正常的事情在我们的教育活动或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讨论者的“辈分大小”与“学识高低”是成正比关系的，甚至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方面亦复如此。
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把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一以贯之的“满堂灌”方式扩展到了学术讨论之中，而且更是在实践中把学术讨论变成了教授对自己的各种具体主张或论断所作的另一种形式的“灌输”或“强化”，因为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研究生提出的任何观点在学术上都是“较低级”的观点，进而也就丧失了质疑教授或老师观点的正当性；再者，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高辈分者在捍卫这种观念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采取的行动，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上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一方面使得我们在那些偶尔展开的学术讨论中大体上只能发现两种论式：一是“御用”或“注释”型论式，二是强化一己之论断的论式；而另一方面则促使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对策：在学术讨论中要么大而化之胡乱吹捧，要么沉默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讨论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中不仅丧失了它应当具有的意义，而且人们也对这种学术讨论丧失了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讨论甚至都成了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遗忘了他们与老师甚或与他们自己的同学还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
因此我认为，为了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利益，为了中国学术的未来，我们必须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中的那些抑制性力量及其赖以为凭的那些观念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并作出理性且严肃的反思和批判。就眼下的情形而言，最迫切需要的是包括作为大学教授或老师的我们，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以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努力为学术讨论的正常化提供前提条件。
（作者系吉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书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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