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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最近，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在北京市“两会”上提出的“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建议，遭到了舆论的猛烈抨击。与大多批评者的观点一样，笔者以为，在自由价值越来越彰显、自由流动越来越普遍的今天，主张设立“城市门槛”，实在是荒唐之极。
不过如潮的批评之声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即“建议门槛论”，认为北京市“两会”不该让张惟英“人口准入制”的建议出现，理由有三：“两会”上提出的不合适建议一经公布将会对社会价值取向产生影响；不适当的提案按照规定的程序进入论证阶段，即使没有通过，至少会浪费不少公共资源；如果通过了，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更大。（观点见《现代快报》等媒体，陈飞：《两份相反的提案告诉我们什么》）
作者理直气壮之下霸气十足地设问：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何以还有“人口准入制”这样充满计划色彩的提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让人们敬重的“两会”上？
任何激烈的争鸣都是可以容忍的，只要停留在观点范畴内——可争鸣到了极端，竟然要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剥夺一个政协委员的自由建议权，这是什么样的“保障人权”，又是什么样的“公平正义”？
自由流动的权利当然重要，这个权利话语中，我们能列出许多“只有实现自由流动，才能……”的排比句式来，可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自由流动权利固然重要，然而在自由的价值次序中，比“自由流动”更优先的是“自由表达”，自由表达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元权利”。
自由表达“元权利”的价值地位体现在这样的历史理性中：许多在今天看起来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权利，是因自由表达而派生的，因为一个人能自由地表达，才能把自身的利益说出来，而权利的本质就是利益，只有走出表达的第一步，才能形成与他人博弈的格局——试看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权利的确立和沉淀过程，哪一个不是孕育于自由表达的平台，哪一个没经过喋喋不休的争论。正因为自由表达的“元权利”特征，罗斯福才将其排在“四大自由”的首位；也正因为如此，大多国家的宪法都首当其冲地确立这一权利，包括我国的宪法。
所以，张惟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是有表达出“人口准入制”这套话语之权利的，更何况她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有着不可让渡不可打折扣的“自由建议权”。
我国的政协章程和有关制度对保障委员的民主权利有着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第四部分第十六条指出：“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要切实保障政协委员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的第九条指出：“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利应受到保护。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
谁有资格剥夺张惟英委员这种权利，即使她冒天下之大不韪？针对“人口准入制”，你可以用一套宪政话语和自由理念把张惟英反驳得体无完肤，可一旦你迈出“限制表达权”的话语，你也就走向了宪政和自由的对立面，成为正义的敌人。
作为一个公民，张女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张委员有自由建议的权利——更何况我们要注意到张惟英的身份：北京市政协委员——无论对错，无论合不合宪，她有权利和义务站在部分北京人的利益立场说出这一群体的看法，我们要知道，在利益尺度下，持“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观点的绝非张一人，而是一群北京人。
无论这种地方立场拿到宪法尺度和全国立场下衡量对不对，但作为北京市一名政协委员，北京人选出来的政协委员，有责任和义务把部分北京人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拿到公众空间中去讨论——如果北京的选民觉得张惟英是在胡扯，是在强奸民意，下次选举中自然会用手投票将其选掉，其他人谁有资格限制张惟英的自由建议权？如果张惟英的建议真的违宪，自然会在自由争鸣中被淘汰，谁有权力让张委员闭口呢？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以“浪费不少公共资源”的理由剥夺一个政协委员的自由建议权是相当荒唐的。如果真要说到“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我倒觉得不是张委员的建议，而是这种限制张委员自由建议权的论调。地方“两会”正如火如荼，这种大棒相加的话语霸权会闭塞政协委员们的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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