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春运高峰期，用“一票难求”形容火车票的紧缺程度并不为过。车票太少怎么办呢，经济学者们便纷纷支招解决。薛兆丰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一篇《火车票价还不够高》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新一轮学界对提价问题的讨论。

    兆丰先生说，提价是解决一票难求这一命题的不二法门，而且“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 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忙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此论一出，舆论大哗。不过是反对者众，赞成者少。一位学者义正辞严地指出，解决春运问题，远远不是提高价格那么简单。表面上，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但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这就好像粮食涨价，人们总还得吃饭一样。所以想用涨价来解决火车票的供给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他的批评与此相类，大多是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让读者看了很是解气。但对于一票难求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却多半语焉不详。

    在笔者看来，“车票太少怎么办”这个经济命题，实际上是探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车票就那么多，不可能人人都有，那么把这些有限的车票分配给谁才最为合理呢？兆丰先生提出的是一种标准，即价格标准。别的标准，也都能找到大批拥护者，那些标准包括“先到先得”标准，按年龄辈份、或按职务高低、或按离开老家的时间长短、或按文凭证书的多寡等。争论哪一种标准更公平，永远没有结果。所以，对标准公平与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最好的标准，但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最好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可以实现比其他制度下更为公平的分配。

    那么，对火车票的分配问题而言，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呢？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市场机制是一种好制度。这种制度在一般情况下选择的标准就是“价高者得”。愿意出高价买某种资源的人，他所挣得的钞票，是他在别的场合向社会其他人提供服务换来的。也就是说，他为争夺这种资源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社会其他人的认可。与此对照，“排队”和“写证明”之类的努力，却无法使别人受益。但是所谓“一般”却并不排除有特殊情况存在。因为一个常常被误解的认识是———市场有效率是因为市场是“价格”机制。须知，市场有效率是因为竞争，而不是价格，价格只是衡量竞争成败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唯一的方式，比如配置高等教育这一“资源”，就不是价高者得，而是学优者得。所以，提价固然是配置运力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手段。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手段呢？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破除铁路部门的垄断。只有竞争不仅仅发生在买方（需要火车票的人）之间，同时也发生在卖方（提供运输服务的部门）之间时，市场制度才会是一种好的制度。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如果缺乏有效的竞争，制度的缺陷就会使得所有的标准都无力回天。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