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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的经济运行可以说是波澜起伏，有惊无险。第一季度投资过热，增长过快，第二季度紧急收缩，加强调控，第三季度景气回落，矛盾缓解，全年ＧＤＰ增长9．3％左右，消费物价上涨3．9％，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从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来看，投资逐季回落，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消费增长加快，改变了近几年低迷的格局；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且持续数年并不多见。总体来看，过去的一年还是不错的。
回顾和分析上年的经济走势，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判断和预测今年的经济发展。基于2004年的情况，有人认为，2005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稳中趋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情况相对较好，而政策面则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主要是担心紧缩过度。有人则认为，由于有关当局已经感到去年紧缩过度，政策面会进一步宽松，而基本面的压力则在增大，除汽车有可能在下半年进入新一轮景气循环以外，其他产业可能都会走低；如果基本面走低，政策的作用就很有限。我们认为，基本面和政策面都有改善的余地，也有恶化的风险；二者又密切相关。
通胀危险大于通缩
2004年第四季度，特别是最后两个月的价格明显走低，11月份上涨了2．8％，12月份上涨了2．4％，相当于前三个月的一半左右，再加上对政策紧缩的过度担心，有人认为今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
应当指出，通缩的因素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态势仍然没有改变，随着粮食增产，粮价即使不遵循蛛网模型进入下降通道，升幅也会大大减小，外部需求也会随着美国提高利息和削减赤字以及国际经济的回调而减少。
但是，通货膨胀的威胁依然存在，其危险也许大于通缩。主要依据在于：一是上游价格上涨向下游的传导经过内部消化后必然会有一部分显现出来，去年暂缓提价的水、电、油等今年会陆续出台，再加上民工荒引致的劳动成本上升；二是在需求依然旺盛的情况下，国际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不会回落，再加上美元走贬，价格自然会上扬；三是社会上有大量剩余资金，不是流向生产过程，推动物价上涨，就是流入资产市场，引发资产泡沫。
货币政策不能过紧
在过去的一年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是明显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第四季度升息0．27个百分点的操作，应当说是一个进步。虽然总体上看，操作的时间晚了一些，如果四月份操作，同时减少一些行政措施，也许负面作用会少一些，如果七、八月份出台，也许作用会更明显，但具体出台时机的选择还是恰当的，其在国外市场引起的反响大于国内，也说明了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这一操作标志着货币政策从数量手段转向价格手段，是今后应当坚持的方向。从年终的情况来看，货币紧缩有些过度，贷款明显趋紧，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26万亿元，比上年少增7400亿元，且主要是短期贷款。民间借贷利率明显上升，温州地区利率超过了12％，最高达到了20％，也是一个证明。
因此，今年的货币政策趋向不是松，但不能紧，更不能过紧。根据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国内外的实践，货币政策操作也可以松紧搭配。利息还可以适当提高，以改变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利差则可以缩小，而货币供应可以稍松一些，即可以在升息的同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使总的松紧程度基本保持不变。
与财政政策相关的几个问题
从去年下半年，财政政策的转型提上了日程，开始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中性财政政策。但其中的变化有很多矛盾的现象，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税收增长很快，连续数年在20％以上，去年增长了25．7％，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19％。税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增长9％，再加上价格上涨，不过13－14％，二者的增速存在这么大的偏离，原因何在？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大致是，流转税占54．5％，所得税占22．6％，进出口税占14．4％，其他占8．5％。其中只有流转税特别是增值税与ＧＤＰ直接对应，所得税、海关代征进出口税不相对应。所得税和关税增长较快，其中关税并未包括在上面的数据中，扣除所得税的增长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这里，有几点可以看出来，一是总体税负较高，再加上重复征税，以及非税收入，政府支配的收入过多，估计在30％以上，这与体制转型是不相适应的；二是生产环节的税负偏高，且不断提高，约占ＧＤＰ的18％左右，该扣除的成本没有扣全，这与效率原则相悖。与此同时，再分配环节的税负偏低，占不到ＧＤＰ的3％，又不符合公平原则。
其次，去年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与农业税减免和财政的支持有一定关系，这只是使目前过大的失衡和尖锐的矛盾稍有缓解。有鉴于此，有些地方今年的步子迈得更大，全部取消了农业税。但要解决三农问题，财政上不仅是可以大有所为，而且要做的事还很多。除了要研究如何以工补农以外，如何用税收手段调节征地拆迁，如何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支持，也是一些重要方面。就以基础教育而论，城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也是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一些城市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决心不大，步子太小，而农村的基础教育却存在很大的困难。就基础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而言，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约占11％，其余全部由县乡两级财政承担，而大部分县乡的财政是赤字，很大一部分仍然由农民来承担。
再次，从去年下半年起，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已经在东北实施，由于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加之东北试点后实际减少的收入大约只有11亿元，加上其他减收约20亿元左右，比原先测算的55亿元要少，所以，财政部决定加大力度，从增量转型扩展至全额转型，并打算从2006年起全面实施。这是正确的决定。然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进程却是一波三折。不久前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发表讲话，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时机已经成熟，主要方向依然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强调根据需要变更税法是中国的主权，外商投资应当考虑这种风险，明确表示这项改革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这样，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意义
为了推进所得税统一进程，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辩明。
对外资企业实行税赋优惠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目的在于弥补投资环境的缺陷。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外资进入中国早已不是考虑税收优惠，而是着眼于“抢滩”“占位”，看重的是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中国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
按说，从入世后的第一天起，就应当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这是符合ＷＴＯ关于非歧视性的基本原则的，而税赋上的不统一就是政府强力推行的不平等政策。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反复证明，两个条件完全相同的企业，由于身份不同而带来的税赋差别，内资企业的税赋高，利润自然就少，不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然竞争不过外资企业，而且人为地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使得内资企业在与外资合资时明显吃亏。如果再不统一税制，那就是在继续实施一种优汰劣胜的非市场规则，就是在有意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就是把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财富拱手送给外国人。
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民间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中国的投资率世界之最，我们的资金不是少了，而是没有很好利用。据估算，居民部门拥有的资本是国有资本的2倍多，居民个人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一半左右，居民的储蓄早已超过了12万亿，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没有有效利用，绝大部分存放在外国银行，或者购买了美国国债。现在，中国对于外资的需求已经主要不是量的多少，而是质量和水平的高低，靠税收优惠只能降低引资的质量和水平，是无法吸引到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外商投资的。退一步讲，即使由于统一税赋政策的实施而使外资的进入减少10％，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8％以上的增长。至于外资进入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这是事实，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早已超过50％就是证明。但这样的引资和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反而增加了本已紧张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和环境负担，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不知道这种无福利增加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究竟有什么意义。
暂缓税赋统一和对外资企业继续税收优惠，也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因为投资增长过快是本次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投资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措施招商引资的结果，包括税收减免和地价从低以及压低劳工成本等。统一了税赋，取消了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就建立了一种能够改变行为预期的制度安排。立足于此，就可以抑制地方官员的引资热情，校正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对外资企业继续实施税收优惠还有一个不利后果，即增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这也许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税赋不公，表明我们对资本流出流入采取了不对等的做法，即鼓励流入而抑制流出，这就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缩小了外汇需求。最近，为了减缓升值压力，外管局在扩大外汇需求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许私人财产汇出境外，允许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等，但问题的要害在供给方面。在汇率暂时不能调整的情况下，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赋可以减少资本流入和外汇供给，是释放汇率升值压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根据以上分析，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既是税制上的前进，又有利于当前的经济运行，今年就应当及时推出，明年就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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