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讨论经济热不热的时候，《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说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的阶段。现在中国进入了这个阶段，所以不是经济过热，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新的经济阶段。在酝酿“十一五”规划时，各省报来的规划差不多都有一条，既然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我们的省也要进入。甚至在研讨科学发展观、研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讨会上，把科学发展观、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具体划为重型化，这是对还是不对？我看了许多书，重新来学习发展经济学的道理，我判断这是 典型的旧型的工业化道路。

    首先讲什么叫旧型的工业化道路，什么叫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如果说要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我想首先应该定义为有别于早期工业化，现代经济增长就是新型的，对于早期工业化来说它已经是新型的，就是靠效率提高。当然，到了50年代以后，社会逐渐发展到信息社会，信息化是效率提高的一个新的来源。所以，我认为所谓“新”是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旧的，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就叫做新。第二层含义就更新了，就是十六大讲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现代信息技术对于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降低交易成本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说统一这个框架，我们再来讨论看我们的增长模式上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搬来了前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套。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多次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一直到第九个五年计划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前苏联要做得好一点，因为前苏联60年代后期就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它要转变的是结果，但是完全不触及原因。中国比前苏联有进步。中国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计委提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提是要转变体制，所以，在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因为在九五时期正好是跟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蓝图重合。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仍有许多制度性的安排没有改变。政府官员仍然掌握很大的一部分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比如说土地、贷款。虽然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银行商业化经营，但银行商业化经营还是受各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方针，就是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来调解结构？“九五”计划、中共中央的建议说得很清楚，先要改体制，就是由市场来调整结构，来优化结构，但是到了各个地方，就变形了，到处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党政领导来调整结构。

    我认为，中国如果继续走旧型的工业化道路，是不成的。中国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如何转变增长模式和增长方式？第一，是各级领导思想模式和认识要转变。第二，扶持号召加快科技进步，科教兴国。我们看看发展经济学上研究为什么现在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加快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度化，创新的制度化，两套制度，一套是科研的制度，一套是开发研究。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转变依赖于制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推进改革。要矫正价格扭曲，要减少政府官员配置资源的权力，要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育赶超要先于经济赶超两代人。

    （本文系根据吴敬琏在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