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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
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扮演的角色是“财务顾问”，在《并购时代的阳谋轨迹》的序言中，他写道，自己“以财务顾问身份行走于商界边缘，不断从企业家并购实践中汲取养分。”他疾呼：中国的管理者收购应当从阴谋走向阳谋，要高度警惕“国退民进”变成“国退洋进”。
别对并购做道德评判
东方早报
:纵观您众多的文章，您取的是“民间视野”、说的是“边缘的声音”，这样的立场取向和您商人、业内人的身份会否冲突？怎样理解并购只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能进行道德评判？
王巍
：作为一个商人、研究者，我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判断问题的。现在我们看很多评价是先定性，从道德的角度来评判一个并购事件，而非从市场角度，这是一种非常不客观的方式。比如MBO，其实它仅仅是一个工具，是谁用的问题，怎么用的问题，而不是它本身存在问题。
东方早报
:2004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中，有七件是与跨国并购相关的，您如何看待国内企业的跨国并购？
王巍
：没有人是预言家，我对具体案例不做任何置评。在我看来，跨国并购的成功概率比较小，失败的概率非常大。但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成功的基础。如果避免失败，那么就很难得到经验，导致我们在国外市场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现在看来，全球化不是应该不应该的事情，而是一种必然，那些评价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是否正确的言论并不合时宜。要知道，经过长期的企业运作，中国企业家是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的，那些评论者，并不一定比企业家更高明。
东方早报
:在您看来，中国企业开始进行的海外并购突然开始集中起来，规模相当大，原因何在？
王巍
：中国企业家的思维，已经学会了在全球产业链中看问题，中国企业家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国内的法律、经营意识已经在与国外对接，又有技术上的保证。概括来说，就是我们的资源能力、制造能力、研发能力已经达到可以与国外对接的程度。
但是，国内优秀的企业，之所以有魄力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验可以直接嫁接到国外去，我们看国外企业进行并购，都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观察，才最终下定决心的。
东方早报
:对一个特定的并购案例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应是什么？
王巍
：并购成功的标准不是是否盈利。可能中国企业并购的企业，从整个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是相对低端的部分。对于那些甩出来这些低端部分的企业来说，它们的机会成本相对与收购这些部分的中国企业来说，要高得多。比如一个企业，它卖产品可以赚到1元钱，而卖服务可以赚到100元，它就会考虑将产品的部分卖出去，这样看来，大企业就能够在价值链上得到最有利润的一个部分。做好邻居别做暴发户
东方早报
:面对跨国并购越来越多的趋势，您是否可以给中国企业一些建议？
王巍
：2005年，中国肯定有更多的并购出现，特别是海外并购。我想提醒中国企业家的是，到海外投资，不仅仅是经营方式、法律等等与国际接轨，经营理念的提升和接轨也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很多是到国外做生意，不是做企业。很多公司是用低成本策略破坏市场结构，并不重视当地的文化、环保、劳动保护等问题。中国企业在海外，要做一个好邻居。
东方早报
:但我们也注意到，国外很多被淘汰的企业，都是处于当地的落后的产业中。
王巍
：如果从纯粹的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企业是可以利用成本优势来淘汰当地的落后产业，但问题是，今天的竞争已经不完全是原始竞争的概念，而是要考虑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持续发展，其他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我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些企业，很像“暴发户”，我称之为“企业暴发户”，他们急迫需要提高文化素养，提高经营理念上的认识。并购是操作层面上的，但经营理念不是操作层面上的，要保证可持续发展。
东方早报
:此外，您对中国企业家的看法除了他们具有相当经验之外，是否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王巍
：中国企业是被裹挟着进入到全球收购浪潮中去的，但企业家是否准备好了还是个问题。日本有一本书叫做《价值连城的50堂课》，那些创造了巨大价值的企业家们，所谈到的企业未来，都是前沿的技术，而中国企业家，往往是谈宏观的、策略性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东方早报
:全球并购浪潮尤其是国内有限度的放开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并购，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
王巍
：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最早我的看法是如何避免被国有化的问题，现在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现在动辄进行5亿~10亿美元的收购，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请来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做咨询，但是否考虑到，这些中介机构，他们与我们的对手———那些跨国公司，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血脉相连的关系，他们会不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会不会帮助中国企业去破解可能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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