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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李玉举
2004年是中国外贸历程中辉煌的一年，11月份，外贸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中国外贸的飞速发展得自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外贸结构的不断完善。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实现中国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在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开始起步，并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部历程中。
当前，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需要中央政府积极贯彻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指导方针，同时根据现阶段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也面临着一些新要求。
令人惊奇的巨变
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由初级产品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为主，标志着贸易结构的改善。在我国，这一过程花费了40年时间。1953年，我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呈82的比例，1992年这一比例变为28。工业制成品内部的商品结构也是值得考察的重要指标。1986年纺织品和服装取代石油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标志着出口商品结构实现第一次飞跃，从资源密集型为主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为主；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
（1）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我们选择19980－2002年间40多个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变化情况与中国进行比较，进而了解中国外贸发展取得的巨大变化。
1980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只有25％的是工业制成品，到199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0％，2002年这一比例接近90％。2002年，发达国家中除了个别国家如澳大利亚（29％）、加拿大（63％）、新西兰（28％）、挪威（22％）的制成品出口比重较低以外，其他国家的这一指标数值都超过世界78％的平均水平。
在过去20年里，制成品出口份额变化最大的是东盟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菲律宾由最初的21％提高到91％，马来西亚由19％变为80％，泰国由25％增加到74％，印尼提升了大约40个百分点，达到55％。中国由1980年的45％提升到2002年的90％，同期印度只提高了约15个百分点。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表现最为突出，由最初的12％提高到84％，巴西、哥伦比亚次之，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阿根廷、智利表现较差，20多年里，仅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分别维持在30％和20％的水平。
这是在短期内发生的令人惊奇的转变。转移到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形形色色。相对低收入国家，如中国、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出口中的工业品份额高于世界78％的平均水平。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土耳其、摩洛哥和印尼等，这一份额也提高了很多。
（2）高科技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
东盟国家这一比重最高，2002年，马来西亚达到60％，菲律宾为70％，新加坡为60％，泰国为30％，均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均在20－30％左右。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东盟国家迎合了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的制造转移到了这些劳动力低成本国家。
爱尔兰、韩国排在其后，分别为40％和30％的水平。中国、墨西哥等加工贸易大国，这一比重持平，为20％，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3）净贸易条件的变化。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在1995－2002年间，净贸易条件基本上保持不变或稍有上升，而发展中国家表现多样化。恶化程度最为严重的是智利、韩国，两国都从1995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69。中国、泰国的贸易条件也呈现大幅恶化的趋势，由1995的100分别降低到2001年的81和78。巴西、印度、日本、新加坡、土耳其等国家恶化程度较轻，2001年净贸易条件大致处在90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菲律宾、哥伦比亚的净贸易条件均出现大幅好转，三国2001年的净贸易条件分别达到107、118和109。
贸易条件的恶化表明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减少了，贸易条件改善则表示出口一个单位产品的价格，可以换回更多单位的其他产品。
从对以上几个指标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外贸历程中，中国在贸易结构转变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比于其他国家，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和净贸易条件等方面。
新阶段的新要求
当前，中国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率，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外贸的“发动机”作用。而要想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在新阶段里，我们需要关注资本品进口来源、贸易条件等问题。前者关系到外贸的技术溢出作用，后者关系到贸易增长的质量，而未来出口产业发展标准的两难选择则是考察对外贸易的动态效应。总的来说，这些新要求直接关系到长期增长率。
（1）关注资本品进口来源的转向。
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贸易是国家之间发生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他们认为资本品的进口给东道国可以带来知识的外溢效应，因此如果东道国的资本品进口一直是来源于那些具有最多知识储备的国家，对经济增长是最为有利的。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资本品的进口从高知识储备的国家转向低知识储备的国家，就会损害经济增长。
考察中国的资本品进口来源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91年时，欧盟12国占我国资本品进口的比例为22．3％，1995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9．06％，2002年又降低到17．25％。
在亚洲，1991年，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比重占1．7％，1995提高到3．47％，2002年上升到11．14％。1991－2002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资本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1991年时比重为18．17％，1995年为28．87％，2002年降低为22．68％。韩国的表现较为突出，1991时仅占1．1％，2002年提高到8．85％，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位列第3位。
在美洲，美国的比重十分稳定，一直为12％左右，位列第2位。
如果以研发（Ｒ&Ｄ）投资规模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水平，我们发现，欧盟整体水平约为美国投资规模的2／3，日本、韩国合起来约占美国的1／3，东盟的整体投资水平较低。因此，中国资本品的部分进口由欧盟转到东盟，应该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是不利的。另外考虑到日本、韩国的知识储备很高，同时来自亚洲贸易的溢出效应，适应和吸收的成本可能会更低，因此加大从日、韩进口资本品，可能更为有利。
（2）着眼于改善贸易条件，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
国内一份研究表明，1993－2002年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13％。具体来说，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完全是进口价格单方面上涨过猛所导致的，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则是出口价格下降起了更大的负面作用。
这一不良局面是由我国多年来贸易发展中的累积效应造成的。我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却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换句话说，我国产业链未能形成有效的连接。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区域贸易集团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一旦区域组织建立以后，来自区域组织外国家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一般会出现下降。西班牙加入欧盟、巴西加入南方共同市场后，其他区域集团外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普遍下降，贸易条件恶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区域一体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贸易条件效应。如澳大利亚外贸部委托国内经济研究中心（ＣＩＥ）作的一份报告称，美－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存在着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市场将减少1．04亿美元，仅次于欧盟（4．47亿美元）和日本（2．97亿美元）。发生贸易转移的具体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类，其中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所受的损失最大，占一半以上。总体来看，美－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1％。
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就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陷阱，这一点对经济增长十分不利。
（3）正确处理两难选择的问题。
考察中国的外贸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即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作为指导出口产业发展的两种基准，存在着两难选择。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地上升，才会给该地区带来动态的贸易利益。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带给我们的只能是静态的贸易利益。
对于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组合共有四种：1、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都弱；2、出口竞争力强，劳动生产率弱；3、出口竞争力弱，劳动生产率强；4、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都强。对于第一类产业来说，理应抛弃或者国际转移。对于不具有出口竞争力，但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地上升的产业；或者具有出口竞争力，而劳动生产率增幅较小或下降的产业来说，就面临着以何种标准发展的“两难选择”问题。
不同的产业需要自己特定的发展标准。根据笔者的分析，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家具制造业及文教体育办公用品等行业由于多年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政策影响，出口竞争力已经很强，未来应该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标准，挖掘增加劳动绩效的手段；而石油天然气相关的行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等行业，正好相反，应该把“提升出口竞争力”作为发展标准。
只有促进出口竞争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配合才能保证出口产业进入一个“技贸相长”的良性循环，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这也是战略机遇期内我国外贸发展的最终取向，不过，由于我国产业自身的特征，绝大多数产业尚不属于这一类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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