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混杂的美 香港还需要新的地标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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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21日 09:02 北京现代商报 | |||||||||
1、混杂是美的:香港文化发展的附加法 香港整个文化发展是应要用“附加”(ADD-ON)的方法。 以城市建设为例:
从西环到铜锣湾,这一带,如果我们用“附加”的眼光看,它里面已经有最时髦的东西,有最商业的东西,民居、商店、写字楼、小工场、休闲娱乐区混杂在一起,里面有中有西,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源流,有高雅的,有传统的,有流行的,有波希米亚的,有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有中原的,有岭南的,有现代的,有后现代的,有社区的,还有很民俗的,比如“避风塘”、“大笪地”,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资源、遗产,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的特色都做得很深很细,把它们都突显出来,然后再巧妙的附加新的东西的话,这已经很精彩的一带就会变得更精彩、世上无双了。 像我这样在这里长大的人,从海港看这一带,都觉得震撼、屡看不厌。如果我们在这一带精耕细作,把一切该保留的东西保留好,把一切该扩大的东西扩大,再附加些非常超现代甚至超现实的东西,让它更复杂、多元,马上就能让所有人感受到,香港是惊人的精彩。 现在我们的重点不应是拆房子以新代旧,而是留旧加新。 可是香港政府总是要在什么地方填一块地另外开辟一个什么中心,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没有文化底蕴。相反,我们应该在那些有文化底气的旧区,把原有东西发扬出来,就地包装,像北港岛以致尖沙咀、旺角、九龙城,可以一路做过去,这样就能比较快地转移香港人的视角,不再从地产单一维度来考虑所有事情了,还能把我们城市本来复杂的、拥挤的、暧昧的、不协调的、半唐番的、匪夷所思的组合很具体地强力呈现出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新兴的东西进来,这样一来香港这个超复杂城市的旅游价值也会提升。 复杂不协调甚至魔幻荒诞是可以好看的,是可以吸引人的,密集复混才是香港市容的既有优势。 我们要珍惜所有——我强调“所有”两字——既存的建筑,哪怕在世人眼中被认为是普通的甚至是土气是难看的建筑,不要太急下价值判断,因为所有这些建筑就是我们某一段的历史,是我们的文化累积,更是我们的社区、记忆所系。 本雅明说,我们要从坏的新事物开始。或说,历史不能从头来,所有的努力是对既有的现实的附加。 附加的同时难免要有选择地清除,但重点是在保存现有的基础上而附加,只做必要的清除以配合附加,而不是先清拆光,从头再建。 我去看过上海和台北,很羡慕它们保留下来的东西很多,上海思南路把几十栋洋房和大树都保护下来没有动过,而这一切我们香港是太晚了,整块的风格完整性是没了。 我们的独特风格正是不配套的复混,最大资源就是这个混杂暧昧拥挤的既存空间,许多东西高密度重叠在一起,超复杂,却有暗序,这才是我们的特色、迷人之处。就像为什么日本人跑到香港来点名要看那个重庆大厦,那么乱的地方,但看了很过瘾,因为是独特的香港制造的空间。我们的出路是令城市更复杂化、差异化,因此更过瘾,更吸引世人眼光。 政府官僚就喜欢整块地方重新规划,这样好像才能体现他们的政绩似的,他们觉得把原有的东西重新改造得很辉煌却还是不怎么样。 SOHO到兰桂坊一带,政府主要做了条自动电梯和一些路面,其余都是民间自发搞出来,却把它弄得有人气、成景点,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从西环到铜锣湾以致整个特区都可以这样搞。 超复杂城市的附加法有三个要点: 一是趁势,建筑在现有的现实上并加以发挥,哪里有潜力就把注码押在哪里,不要从零开始。 二是成堆,物以类聚产生规模和效果,譬如:把中环大会堂高座全变成国际书城;低座交给香港话剧团和中乐团交响乐团做长期演出场所,让游客可预期来看;往东添马一带建电影博物馆、流行乐博物馆、漫画馆和创意设计馆,表扬本土创意;沿海边让画家摆地摊,连起演艺学院和艺术中心,成行成市,那一线就有规模景观的效应。并且因为是在市中心,才能最有效地改变香港人的自我理解,清楚地给出一个强信息,让全世界对香港的文化想象更聚焦、更丰富。 三是透孔,或叫分摊,不要政府或地产商全规划,只做引导,透孔让民间资源自动从各个方位渗透进来,那么力量就大了。 如果在大会堂高座这样的中心地,通过有效利用政府资源,降低租金,开出一群非常大规模的优质书店,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象征了,可移风易俗,香港整个人文气氛就会上升,像诚品书店在台北那样一家书店提升一个城市的形象。到时谁还会笨到说香港没文化?把内地书,香港书,台湾书以及外文书都集中到一起,成自由行旅游焦点,这样内地人来就可以看台湾书,台湾人可以看内地书,各取所需,肯定旺丁旺财。 2、拥挤是我们的特色:再拥挤也只能在城里拥挤,是所有大城市的基本状况,更是很大部分人类在地球上逃不掉的共同命运。既逃不掉,就要学会如何处理拥挤,善用拥挤空间 香港这么拥挤,竟没有大乱,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或许我们有些方法可以为世人师。 张智强是香港最受国际注意的建筑师,而最多报导的是他住的地方:在港岛某普通街道某普通大厦的其中一个普通330平方呎单位。以前张智强还与父母和3个妹妹同住,一度并曾分租——都是我们熟悉的情况。然后父母妹妹搬走,张智强一个人住330呎,在香港算中等。他开始拆墙,玩移动间隔和家具,竟可组合成3类生活空间,包括一个超大屏幕的家庭影院,容8人看电影。然后——然后是国际掌声,被认为代表拥挤香港的特殊性,并为小户型如何变大空间的普遍问题作了示范。张智强现在的作品都以香港作为方法,灵感来源包括后巷、笼屋、点心蒸笼。 香港人一生都在处理拥挤。我曾跟父母和姊姊住唐楼的中房,房东一家住向街较大的房间,另有租客在最小尾房,像电影“花样年华”。那时人小,不觉拥挤,现在看,一房怎可能住4个人?那房间恐怕放我现在的衣服和书都不够张曼玉住这样的房间,如何变出这么多像样的旗袍? 后来稍富裕了,屡搬稍大的单位,父母转折自置1000平方呎,3房2厅,那时候是一家9口,加上女佣,一度还租出尾房。这叫有恒产的中产阶级了。香港中产再富,那住房仍是寸土必计算,惘惘然有挥之不去的拥挤意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移民加澳热潮,除政治原因外,也因为是那边的空间吸引,香港中产在那边亚市区可住进有花园的独立洋房——较不拥挤的空间。香港是市区,加澳是香港的亚市区,如现在北京有钱人要迁住郊区有围墙、有警卫的别墅,都是为了逃避拥挤、争取较大空间而付出代价。 柏兰芝台大城乡所、柏克莱,现任教北大曾撰文指出北京这样城市发展“郊区”低密度住宅的问题: “高增长的中国将沿着幻想中的美国的道路前进……在新镇或卫星城的建立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分散始终不及于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设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车增长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离的拉长,城市向郊区无边无际的蔓延。低密度的郊区化发展鲸吞蚕食了都会区周边的青山绿水以及肥沃的农田——想象一下今日江南的陷落可以作为对比。” 发展亚市区内地媒体一般误称之为郊区或另建卫星城,除非能和在地就业配套,否则本身会出现问题。 不是每个人可以有能力逃离市区,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的亚市区,更难免出现如柏兰芝说的“原本以为‘郊区化’意味着花园洋房,汽车代步,但在郊区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定位不明确的情况下,置业郊区倒成了与‘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和贫民窟为邻的尴尬局面……” 中国以致全世界更多人口要转为城市人口,对大多数人来说除拥挤城市外别无选择。在北京的一次讨论张智强作品的研讨会上,著名建筑师张永和和清华建筑学院的周榕都忆述了北京虽大,居屋从建国以来一直拥挤,因此,张智强把小空间玩得精彩,有普遍的启发示范作用。 我向是主张文化人要为了创建城市文化,守在市区,面对拥挤。在拥挤处理上,香港应有点经验累积,可供全世界参照——香港本身就是方法。 3、香港还需要新的地标吗?普通建筑才是主菜 香港还需要新的地标吗? 如果有无限资源,那也无妨搞多些有性格的标志性“署名”建筑物。像香港这样已经是超复杂的城市,我们的审美必然是“多就是多”(MORE IS MORE)。 不过这事情不急,我们已经拥有超越一般城市的地标了。维港、两岸的密集不协调建筑群、太平山等,早就把香港放进世界十大奇观城市之列。 最近很多城市羡慕古根汉博物馆的毕尔包效应,或主题休闲对奥兰度知名度的提升。但香港不是台中市或深圳、澳门,任何单一维度的地标建设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起死回生。 不管是香港这类幸运的特色城市,或是库哈斯所说的普通(GENERIC)城市,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建筑。没有错,就是所谓“普通”建筑。 有地标建筑,就有地标以外的大多数建筑:普通建筑。或转用文图里的比喻,有了拉斯韦加斯,就表示有更多社区的“大街”(MAIN STREET)。理想城市是两者都要。 而其中,普通建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菜。那是人民老百姓的生活世界、是社区、是工作和休闲的安心立命的场域。用一个流行但不太准确的说法:那是一个城市的软件。 要游客愿意在香港待超过三天两夜,一再回访,不能光靠地标。 更何况一个为人民的政府,首先应把大部份资源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素质、提升人民的生活尊严——在普通社区的普通建筑里。 这是软件升级,社区精耕,公民参与,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附加法。 台北的优质生活、社区营运,主要是在该城不起眼的普通建筑里。 人家重访北京、上海,甚至住一段时间,也不为旅游景点。 香港的魅力,是要看复杂拥挤市区的复杂拥挤“普通建筑”里,能创建提供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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