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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实习记者 耿延军
2004年11月17日，蚌埠市可信鞋城老板将所余商品低价甩卖之后，留下近200多万的债务消失。
2004年12月4日，合肥市“金陵人家”餐饮店老板神奇“蒸发”，20余名供货商欲哭无
泪。
2004年12月30日，合肥“新忠德”商务公司人去楼空，大量债务空悬。
2005年1月2日，合肥市“小小得月楼”酒店老板不辞而别，近20名供货商哗然失色。
2005年1月3日，合肥誉磬保健品商行老板“失踪”，拖欠下大笔外债以及8000多元的员工工资款。
在一些专家将2005年称为“中国的信用元年”的时候，安徽的2005年却这样不和谐地开始了。从前些年合肥“侬特佳”和“南方购物城”的逃逸事件开始，越来越多的商家在经营陷入困境之后，将“三十六计走为上”列为他们的首先选择。
“商业逃逸”不是安徽的“特产”，在全国的许多地方，相似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对于这种逃逸现象，相关人士有着比较一致的说法。
具有多年经济案件审判经验的安徽省高院法官王德臣认为，商家逃逸成本的低廉是造成商业逃逸的一个重要原因。逃逸者即便“落入法网”，等待他的一般也只是民事追究，即赔偿相关债务。不逃要赔钱，逃了被抓也不过是赔钱，权衡利弊，谁不愿去冒一下这后果并不严重的逃逸风险呢。其二，一些商家在公司设立之初就存在赌一把的思想，出资人虚假出资或出资不到位，造成责任资本的“先天不足”，同时也并不实质具备法人资格或独立的法人财产权，陷入困境后，逃逸便成了一条很轻松的路。其三，破产法的不完善也部分促成了商业逃逸。
安徽省中天恒律师事物所的资深律师方爱国认为，当前的破产法在调节对象上有很大的错位，国外《破产法》的调节约束对象主要是产权清晰的民企，一般不对国企采用破产制度，而国内却相反。国企姓“国”，破来破去只是损失在不同项目下的转移，而受不到破产法庇护的民企和自然人只能选择逃逸。
安徽省内一些专家学者对越来越多的逃逸事件表示出深深的忧虑，逃逸者因逃逸而获取不正当利益且受不到制裁的时候，经济学所谓“格雷欣法则”便会发生效应，逆向淘汰由此产生，其结果是要么诚实的人们被淘汰，要么诚实的人们放弃诚实。当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深的程度，扩展到一定广的范围，社会状态就必然出现信任危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对商业逃逸负责，那么谁来阻击商业逃逸呢？
首先是完善的信用征信体系。当前亟须打破行业间以及同业内的信息壁垒，将工商、税务、海关、公安、金融以及企业所掌控的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有机地组合，逐步让信用记录成为个人和企业的必备档案，以提高商家的逃逸成本。公民的个人信用一旦以“全国记录”的方式存在，曾经的逃逸经历可能让其在以后的经济往来中寸步难行。当前，安徽的信用征信体系建设已经启动，针对操作中出现的企业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难以界定的问题，王德臣认为目前急需制订与征信相关的配套法规，在法律的层面上明确哪些是合法且必须征集的信息。
其次是尽早出台全新的《破产法》。记者在安徽省高院了解到，目前正在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中已出现了自然人破产的条款，包括合伙人、出资人在内的商事自然人可以提出破产。个人破产制度对自然人而言，可避免因资不抵债而陷入终身偿债的境地，削减了被逼逃逸的诱因。但个人破产制度也有可能成为催化新“逃逸”的酵母，针对可能的“假破产真逃债”情况，方爱国认为“个人破产”并不意味着个人欠债在破产后不必偿还，而是规定一旦符合个人破产条件并被裁定个人破产的，将被禁止在许多领域进行个人消费以及从事一些民事活动，直至个人信用制度被允许重新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破产”是“消费破产”，其前提是要明确个人财产的多少，而财产登记制度必将随之而建立。
第三，对企业法人人格进行全面的司法审查。王德臣认为处理方式有两点：一，可以直接否定虚假出资或出资不到位企业的法人人格，由出资者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二，责令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的民事责任。作为直接的管理者，工商部门要加强企业登记管理的力度，执行实质性审核的年检。客观地讲工商部门目前的年检大多流于形式，其效果略胜于无。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逃逸风险的暴露周期。
任何形式的阻击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王德臣给了一个良方，那就是在关注对方资信与履约能力的同时，充分运用《合同法》134条“所有劝保留”条款，来保护自己不受商业逃逸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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