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是医院改革的头一年，也将是医院投资热年。
2005年卫生部牵头制定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将出台，其中将包含含金量非常高的一句，即“国有资本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这就意味着医疗体制改革即将步入医院产权改革阶段，更多的社会资本将被允许进入公立医院。
事实上，在将近一半的省市区，已经先行出台了不少医院改制的相关指导意见，绝大部分操作手法已经走到了现有政策的前面。
据专家分析，我国有13亿人口，每年全国的医疗消费为3500亿元，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在美国，医疗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4％，韩国、日本、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大多在6%—8％之间。而从每年人均医疗支出来看，美国为4090美元，德国为2339美元，日本为1741美元，韩国为587美元，而中国仅为31美元。
另一方面，据预测，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需求的提高，以及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业内人士估算，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会城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年营业额在3亿元以上，而在上海、北京、广州等人口众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城市，多数三甲医院的年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
另据透露，对于一个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兴建一座专科类医院的项目而言，如果市场定位较准确，经营得法，通常回收期为5—6年，快的可能只需要3—4年时间。而一旦在市场中树立了品牌，则每月的收益将非常稳定。
资本总是追逐利润最高、最具成长性的热门行业。有关专家认为，2005年将是最佳战略投资时机，因为医疗体制改革在国内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政策的依托和市场的需求已经催生了多样化的改革成果，如股份合同制、兼并收购、出售转让、租赁托管和组建集团等。
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体制改革而言，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一年里国家先后颁布的13个文件，基本上促成了医疗服务行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此后，合资兴建、兼并收购医院的案例频频发生。
首先是在2000年2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等8部门《关于城镇医疗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诸如“有关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技术应用、大型医疗设备等医疗服务要素的准入制度”、“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公立医院以“公开竞争、择优聘任为主的多种形式任用医院院长，实行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等条目，无异于为资本进入医疗市场打开了大门。
在其后的6个月里，有关部门连续出台了13个配套文件，对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医药收支两条线管理、医疗机构有关税收政策、区域卫生规划政策等，均做了明确的规定。这预示着医疗体制改革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随后，随着中国医疗服务行业潜力的日益凸现，各方资本加快了进入的步伐，特别急不可待的是一些跨国企业。2002年5月，卫生部联合原外经贸部发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再一次降低外资进入中国医疗行业的门槛，即投资总额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但最高持股比例可达70%。
尽管国内医疗行业开始呈现出产权多元化的局面，但医疗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并未真正触及，即以“减轻政府负担”为出发点的医疗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扭转医疗保险和医药体制的混沌状况，作为直接关涉到公共利益的医院更是为人所病诟。
2004年4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会上提出，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的，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而在有关政策出台后，国家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试点。高强的讲话无疑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步履迟缓的全国医疗体制将会有震荡性的动作。
在2004年8月举行的21世纪医学国际论坛上，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首先从改革的角度诠释了当前医疗体制的弊病，即“医疗卫生事业投资渠道单一，吸纳社会资本投入力度不大，公立医院垄断的局面没有完全打破，多种所有制医疗机构公平有序竞争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以及“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体制缺乏活力，医疗服务模式单一与群众医疗需求多样化之间矛盾突出”等。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私营、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等医院数量约占全国医院总数的10%，为1500多家，数量偏少，难以满足大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保健需求。
据朱庆生透露，国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的鼓励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形成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私立医院、股份制医院等多种所有制医院并存，公平有序竞争的医疗服务格局。业内人士分析说，朱庆生大致描绘出了未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动的轮廓。
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迟在2005年初，由卫生部牵头制定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将出台，其中将包含含金量非常高的一句，即“国有资本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这就意味着医疗体制改革即将步入医院产权改革阶段，更多的社会资本将被允许进入公立医院。
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它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因此，在未来一年中，将会有大批各级国有医院走上改制之路。
对于即将出现的投资热潮，北京医科大学医管系一位教授一语道破，“这是因为公立医院战线收缩留下了巨大的空档”。
这位教授将即将迎来变迁的公立医院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面临被剥离的企业医院，容易接受外来资本，设备也不错，但包袱比较重，患者市场较为狭窄。二是街道的社区医院，普遍缺乏资金和技术，因此对外界投资非常欢迎，但技术、设备、人才等优势缺乏，对这一类医院的投资需要敏锐的洞察力。
再就是经营状况较好的三甲医院，基本没有融资需求，但由于其根本问题——产权性质，对这类医院的投资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其优势显而易见，但这种优势会逐渐减弱，医保体系的改革也正在使各个医院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竞争，这类医院会受到更加强烈的冲击。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经济系教授杜乐勋对“放出去”的原公立医院提出了四条出路，即一是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制医院，或者同民间的资本联合，让他们出资收购兼并联合，或者职工持股，或者医院管理者收购；二是国资局对医院持股收购；三是与政府订立托管合同；四是医院申请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但也有专家看好进入盈利性小型诊所及小医院，因为一方面通过收购这些小型盈利性医疗机构将很容易达到目的，另一方面，从目前比较成功的盈利性医院的发展道路来看，绝大部分是依靠他们在某一医学领域特别是在中医骨科、针灸、肿瘤治疗、传染性疾病上的独有优势而获得的，这些专科医院由于致力于某个专业的强项，不需要添很多设备，投入100万元左右就能开办，并且还可以购置较好的设备。
根据某投资顾问公司的调查和估算，一般而言，5万元可以建一个小诊所，100万－500万元就可以办一个小型的专科医院，3000万元以上的投资才能办起一家真正的综合性民营医院。但从目前来看，如果投资综合性的医院，就一定要舍得大投入，走高端策略，采用最先进的设备和治疗方法，否则很难与当地的公立医院竞争，盈利速度会非常缓慢。
实际上，尽管民营医院的管理机制较为先进，但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因为民营医院大都开设的是短期见效的科目，例如美容、男女性功能障碍、妇科、皮肤科、口腔科等，一旦竞争加剧，会很快萎缩，与大医院的心脏搭桥、肝肾移植、关节置换等技术含量极高的垄断项目比，毫无优势可言，一般危重病人、重症病人还是会选择公立医院。
平安证券研究所一位行业分析师还提出，大型盈利性医院有望成为下一轮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因为这一类医院高额的投入，为其他有意的投资者设定了较高的门槛，而这正是有着公共募集资金来源的上市公司的优势所在。
有资料表明，一家省属医院平均设置病床位是630张，而平均每张病床所占有的专业设备的金额在10万元以上，因此一家省属医院在专业设备方面就需投资近亿元。据估算，一家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医院的初步投资金额在2亿元以上。
此外，在医疗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医院软件方面的建设更要持续投入，这对于高质量医疗服务至关重要，并且与盈利性医院和投资方所追求的目标大体一致。 “迄今为止，医院投资的成功还非常罕见”，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指出，原因就在于当前医疗领域中的政策环境、行业环境和商业准则还很不规范。
对于行业的“歧视性”政策，中国医院管理学会会长曹荣桂介绍说，有不少民营医院承担了社会公共卫生任务，收费也是按国家卫生部门的统一标准，甚至所有盈利都投入医院的扩大再生产，却依然被定为盈利性医院，执行着盈利医院的税收和土地政策，被排除在医保之外，“即使被定为非盈利医院，在医保定点以及医疗事故的鉴定等方面仍是另眼相看，这种状况对我国医疗事业的未来发展有弊无利”。
不仅如此，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优惠的税收（盈利性医院按照总收入的5%上缴营业税）、医疗保险定点单位的待遇、政府调节的医疗服务价格等方面，有关政策也是倾向于非盈利性医院的。曹荣桂说，一般而言，非盈利性医院不会自觉降低成本，恰恰相反，还可能利用这些行业垄断资源，以扩大成本获取自身利益。
其次，法律制度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据专家介绍，除卫生部几年前颁布的《医院管理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与《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外，我国目前尚无一个明确医院产权属性的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
在此环境下，多种产权属性的医疗机构的定义、界定、运作规范及利润分配等均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而对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及与外资的合作，尤其在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方面，还缺乏一个明确的操作规则与流程。“没有制定好游戏规则的游戏，往往会变得随心所欲，机会大风险也大。”有关人士指出，我国亟需出台一部类似于《医院法》或《医疗机构管理法》的基本规范。
再次，在目前优势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与投资方缺乏能够对接的市场语言，即医院方总是指责投资者的短期性、趋利性，投资方则认为医院对市场的认识冥顽不化。这种合作注定是前途坎坷的。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则具体地指出，如果吸纳盈利性的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在理论上就与公立医疗机构不应盈利的原则产生矛盾，而这样一来公立医院的转制在操作上就会遇到很多困惑。
一直致力于于医疗管制研究的经济学家余晖还提到，绝大部分医院属于国有事业单位，条块分割，产权多元化，如果投资方进入医院，至少得在卫生部、财政部、发改委、国资管理等系统来回奔波。同时，国有公立医院市场地位优越，盈利状况好，融资动力并不大，并且许多医院由政府部门控制，民营化后则由董事会控制，这就存在政府是否愿意放权的问题。
医院改革涉及政府组织、人事、财政、税务、国资、土地、技术监督等部门，他们都管医院，又都不管医院，但涉及部门利益时他们就可能影响改革。另外，人员是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事实上阻力最多是来自员工的传统观念，他们担心自己的未来，而一些收入处于中上水平的医院，内部人很少有改革的动力。
从目前情况看，不少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整体态度积极而坚定，他们只有两个要求：职工不上街，资产不流失，尽管不少卫生局都成立了改革办、招商办等机构。
也有专家从另一个角度对医院改制表示了忧虑，即随着大规模的并购和扩张，一个地区的多家医院很可能会集中在一大或几大资本手中，此时人们应该享受到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和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也可能难以有效保障，因为资本在公益性和逐利性方面，往往偏向于后者。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