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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满怀悲情地站在2005年门槛上时，应该感慨历史总是如此得凑巧。喜与悲、聚与散，就在这辞旧迎新的节骨眼上。
两年前的现在，一种小小的冠状病毒开始在中国的南方悄悄滋生，进而引发了包括全球数个国家在内的“SARS”事件。
去年的现在，又是一种小小的病毒在东南亚地区蔓延，进而又引发了一场全球的“禽流感”危机。
今年，大自然不再满足于用小病毒扰民，而是发动了印度洋底的大规模地壳运动，引发了一场席卷东南亚、南亚，影响到全世界的海难。有人说，历史上还没有哪次自然灾难如此紧密地将全球人类联系在一起，截至目前总共有18个国家的16万公民在此次灾难中罹难。
从“非典”到禽流感，尤其是这次的海啸，一国、一区的灾难动辄就演变成为世界性的灾难，灾难难道在今天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傅军认同了这一点。他说，全球化不仅是在经济方面，其背后起驱动力的技术已经将各国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之中。当一国出现灾难，首先就会通过现代的网络、电视技术，让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而有些灾难，比如SARS和禽流感，人类本身的人流、物流活动就是灾难传播的途径，而且随着现代交通的发达，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20年前灾难也同样发生，而且有些伤亡人数也不少，但是因为通讯与交通的阻隔，那些灾难都是孤立的，难以为人所知的，但现在，即使是一个偏远地区的矿难，因为有了先进的技术传导信息，人们即使没有亲身体会，但也能看到、听到。
这次海啸尤其如此，不仅有众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全球游客见证了巨浪来袭时的暴虐，而且通过DV等声像技术和新闻传播网络的迅捷将之传递到全球，使得此次灾难为全球人类一起“感同身受”，从而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的第一次全球性灾难。
灾难全球化会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哪些改变？傅军分析说，作为人的价值体系，包含了许多的内容，如政治、宗教、社会价值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内涵，甚至是冲突，但是人的基本价值生存权，却是不论国界都被人们所认同的。尤其是灾难来袭时，这种认同会更为强烈，超越了种族、肤色与宗教、意识形态，所以说，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找到了彼此间更多共同的东西。在过去较长时间里，地理、人为的隔离使全球分为几大阵营，彼此间信息不畅，也阻碍了人类情感的交流，如今人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感受这种认同，从此意义上说，会有利于促进全球化在和平的环境里发展。
此次灾难就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因此与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当海啸席卷邻居后，中国的一举一动就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
而当中国最初的救灾决定做出后，西方一些媒体曾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带有吝啬的面孔”，如何在灾难的人道救援中承担一国的国际责任，体现自己的责任国家形象，成为与救灾同时要考虑的内容。
“对救援活动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这是商务部海外援助局局长的谈话。中国政府在海啸发生的去年12月26日就决定提供2163万元的救援物资，29日下午载有100吨物资的专机就到达了斯里兰卡。31日，温家宝总理召见受灾10余国的驻华大使，表示将提供相当于5亿元的救援物资。在1月6日举行的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成为惟一随机携带救援物资的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10余支救援队伍也相继到达海啸受灾国与地区。据说这是中国在突发事件中派往灾区救援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是中国担当起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做的事情。当灾难全球化，各国的责任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傅军认为，从传统上说，国家负有为本国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责任，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国在国际层面的责任也不断加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尤其是有能力的大国，都有着在全球事务中起示范作用的义务。
尽管中国政府财力有限，尽管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还不多，但中国在这种大规模的突发性灾难面前，已经作出了最快的反应。而其中，以怎样的国力，以怎样的心态与姿态，以怎样的方式和技巧来帮助别人，都有着深意。
而在国内，除了政府的援助，一场民间的救助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来自企业、演艺界、普通民众的捐款早已超过亿元。有人说，这表明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越来越近。但是，与灾情刚一发生，香港演艺界立刻就有义演、捐款等，600多万人口，民间就捐出3亿港币相比，大陆民间的行动确实有些迟缓，企业界、演艺界一开始的不作为，更引发了些许指摘。
傅军说，长期以来，中国计划的烙印不仅打在经济体制上，还深深地印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目前这样的救灾活动。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政府的包办作用，许多公民尚未树立起在这种灾难性事件中个人的主体意识。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不发达，因此在这种事件来临之后，人们要么是不关心，要么是关心却不知该怎么去做，民间组织的引导作用此时也不能及时跟上。
从此意义上说，此次海啸赈灾，可以看做是中国民间自发性国际救助的一次演练，虽然不够老道，然而却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一位社会学者对记者说，这次发自民间的救助，更应该看做是一次国人普世主义价值观树立的过程，是一次对狭隘区域与民族利益突破的过程。在灾难面前，人类的苦痛是一样的，无论是现在的朋友还是曾经的敌人，同为人类就要相互救助，而且今日援助他人，也可能他日就是别人援助自己。全球化时代，开放意味着与世界共存，同呼吸共命运，发生在1976年的中国唐山大地震中的关门主义，那种貌似爱国，实则害己的原则不能再奉行了。
中国经历了唐代的开放，也经历了随后的闭关锁国，如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应该具有世界化的眼光与思维，心怀中国，放眼世界。不仅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应站在全世界的角度，负责任的范畴要超越国界，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
他说，从当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少数人幸灾乐祸，到如今海啸发生后发自民间的主动捐款，这是中国人向世界公民迈进的一个伟大进步，是崛起中的大国所应具备的胸怀与姿态。我们不仅要参与到这次自然灾害的救援中，更要在以后世界性的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起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绝不能再让冷漠、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再主宰我们的世界观。
而且，当这个世界现在还把中国仅仅看做是世界工厂时，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中国最终应该成为世界的思想工厂，最终我们输出的不仅是产品，还有我们的思想、文明、价值观，用中国的方式去调和世界的矛盾、人类的冲突，让世界共享中华民族的文明。
一个崛起的大国会被他人关注，但也会被他人所警觉，惟有文明的创造才会获得真正的尊严。文明复兴的中国，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更应该是让中国价值为世界文明价值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张帆 《中国经济时报》
（信息来源：贸研院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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