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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办公室，听同事李方和陈小川副总编谈到日本的幼儿园教师待遇最高，依次才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李方说，在日本，能当上小学老师，许多人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对此我很吃惊。我们都知道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但没想到日本教师待遇如此之高。看看我们这边，虽然老百姓被教育收费压得抬不起头来，可教师待遇之低却有目共睹。
我想看一看，教师待遇那么高的国家，到底有多少公立学校，一查更吃惊不小：即使在教育的政府投入那么多的国家，也不是公立教育一统天下。拿发达国家的民办(私立)中等教育的规模来说，民办学校学生占中学生总数的比例一般在8-20%之间，例如加拿大为6%，美国为8%，英国9%，日本16%，法国21%；我国部分周边国家的比例还要大一些，例如泰国10%，新加坡27%，韩国39%，印度尼西亚44%。
高等学校的私立比例更高。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则占71.1%，韩国更高，私立高校达80.5%，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5%和59%。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相关资料显示，1945年时，中国有高等学校205所，其中私立高校81所，占高校总数的39%，拥有37%的大学生。中学共5073所，其中私立中学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学生数量约占总数的3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立高等学校仍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但到了2002年，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占0.9%，职业中学在校生占1.25%。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在校生32万人，仅占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的2.2%。
由此可知，我国当前的民办教育无论与1950年时的规模、水平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无论是参照中国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我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教育供给的不足、教育产品的严重单一化及教育应试化问题，都与此直接相关。而对于民办教育的诸多制度、法律、政策限制，是民办教育这个“中国传统”在这半个世纪面临“失传”的主因。
我认为，民办教育要想发展，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澄清：
一是如何看待私立学校。在近代西方各国完整的教育体系确立过程中，公立学校系统日益发展壮大，但私立学校系统在许多国家并未完全消失。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随着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化，个体需求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非政府的私立学校，作为满足社会一部分人消费、文化和精神偏好的机构，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在近代西方社会中，除了宗教界人士所办的私立学校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一些教育界人士创办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私立学校。他们往往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各国都承认父母是其儿童所受教育的主要设计者，因而有为其子女选择所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例如在日本，他们强调教育要与宪法的精神一致，自主的公民对人的价值应有自己的看法，显然是支持家长选择学校。这一精神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有明确体现：
“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非公立的但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规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学校……”
该公约已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批准并生效，具有国内法同等效力。
私立学校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腾出有限的国家财政资源，用于促进教育公平———为低收入者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
二是如何看待民办私立学校的产权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到国家法律保护，这一条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和共国宪法》。私立学校的合法产权在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却被回避。这样的回避与宪法精神不相符合。回避产权，事实上等于从根本上否定民办私立学校。
三是如何看待民办私立学校的赢利问题。教育是经国之大业，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教育家和企业家无私地投入到教育活动中来。但是否采取赢利的办法来从事教育，是投资人的自由，也是家长们的自由。双方自由选择。即使学校是赢利性质的，仍然是双赢的，就像企业营利对消费者一样是双赢。
四是如何看待教育的政府责任。教育是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不能从教育活动中谋利，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垄断教育，更不意味着政府必须限制其他私人机构从教育中谋利。现在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限制私立学校的产权和赢利，另一方面鼓励公立学校“名校办民校”和举办“二级学院”（或称“独立学院”），事实上已经走向政府职能的反面。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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