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的财富渊薮,不但是因为财富从各地积聚到这里,也不止是因为财富在这里更能生出新的财富,更因为是有宋汉章、张嘉?这样的人物能够看守财富,整理财富,集为大成。在腐败遍地、天下混乱的局面下,要维持金融信誉的一方净土十分不易,然而三十年代前的上海做得到

    李天纲,1957年生,上海市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 位。长期从事上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研究。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法国人文科学院等机构访问学者,兼任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著作有《人文上海》、《文化上海》、《老上海》、《中国礼仪之争》、《心同东西》、《大清帝国的城市: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马相伯与近代中国的思想》(英文,与朱维铮、陆永龄等合著)。

    "老上海人"什么事情没经过?什么东西没见过?经得最多的就是潮起潮落的贸易行情,见得最多的就是花花绿绿的各色钞票。二十世纪初,上海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内地钱财都集中到上海来,银行、钱庄、当铺、两替店、交易所、保险公司满街都是,外地人奇怪地说上海是"银行多于米铺",那是真的。别的地方的人或地里生产,或手上出活,或贩卖得利,金融中心却是靠钱生钱,因此"货币"本身非常重要。市场上货币混乱,劣币假钞,弄不好就"吃进",所以必须非常当心。习惯成自然,许多保存在社会习俗中"海派"作风,其实是有来源的。以前上海人得到"大头"、"小头"的银元,会"丁丁当当"地敲来听音符,并不是欣赏,而是在辨真假。直到今天,银行职员还"么克么克"地把钞票点数出声音来,这也是在辨别钞票纸质的真假。要说上海人对钞票的顶真态度,和上海市场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票子是有关系的。商家不肯接受"劣币",平日必须当心。有的钱庄发的是"空头庄票",捏到手里就亏大了。

    上海市民把钞票看得很重,这里却是有一个"信誉"问题。金融中心的人非常提防不讲信誉,不守规矩的人和事。有一个故事是从"信誉危机"中引出来的,1935年之前,上海商民点钞票的时候,常常剔出由北京银行印制发行的钞票,拒绝收用。商民的印象中,北京的银行是不讲信誉,不守规矩的,它们发的钞票不好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上海人和各地的国人在1916年吃了北京各家银行的大亏。那一年袁世凯称帝,政治信誉破产的同时,北京银行发行的"北京钞票"信誉也破产了,"北京钞票"被视为"北京劣币"。这段故事,那一代人刻骨铭心,一辈子记着。向现在的国人故事重提,唤醒这段记忆,对人们认识中国的"国情"有益。故事当然要从头说起,听者幸勿怪罪。

    "白银时代"的货币形态

    1935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废除"银本位"之前,国人一直使用白银作基本货币,人称是中国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里,中国市场的货币非常混乱。名义上使用银子作为统一货币,但是用作货币的银子并不统一,大类就有"平银"、"关银"和"银两"三种。第一种是清政府规定使用的国库银两,称为"库平银",实际上是各省自铸的银两,在内地城镇和农村流行；第二种是"海关银"。上海的江海关鉴于内地各省的银两成色不一,难以交易,就自定标准,熔铸银两,通过外贸渠道交易,逐渐流行在通商口岸地区,简称"关银"；第三种是直接把外国银币,主要是从产银国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智利、阿根廷进口的银质货币拿来流通,市场上称为"洋元"、"银元"。后来民国政府也铸过用袁世凯、孙中山为头像的银元。因头像有大小之分,市民戏称"大头"、"小头"。银元也主要是在沿海、沿江城市使用。银币沉重,成色不同,携带和使用都很麻烦,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硬通货",掂在手上,埋在地里,都叫人踏实,人们都愿意收藏。

    因为交易不便,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除了"当当响"的"真金白银"外,清末民初许多金融机构使用的是自己发行的纸质钞票(包括钱庄、票号发行的庄票)。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法币"之前,中国没有统一的纸币。商业银行只要有足够的储备金,得到政府批准,都可以发行自己货币。当然,民众愿不愿意用纸币,或者选用那家银行的纸币,就要看该银行的信誉如何。多种纸币的情况在今天的香港仍然存在。港币没有统一货币,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各自发行货币,政策管制,信誉不错,虽然花花绿绿,却不妨市面流通。

    30年代的上海,市面一般通行本地钞票。汇丰、渣打、横滨等外资银行发行的货币,有充足的储备金,随时准备兑付。本地中小银行的钞票庄票,虽然很乱,但在行业内外流通,使用也算方便。中资发钞银行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是清朝留下来的国家银行,以国家的信誉发行钞票。两行的北京总行和上海分行都发行钞票,上海市面主要通行上海分行的"上海钞票",但是南来北往的上海,"北京钞票"也有流通。时至1916年,伴随着政治危机,"京钞"出现了空前的信用危机。

    袁氏称帝引发的"金融危机"

    袁世凯在北京称帝,要用钱。他一边出卖更多的铁路、矿山"利权"给外国,获得贷款,另外更想再榨一下全国人民,因为这比较容易。为袁世凯称帝张罗的干将是财政总长梁士诒,在他控制的交通银行里滥发钞票。交通银行北京总行发行的钞票总数,大大超过库房里的准备金。当时交通、中国两行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总额超过7000万元,而库存银子不到2000万。也就是说,市面上通货膨胀,如果三分之一的人拿了它发行的钞票去兑换银子,银行就破产了。狠毒的梁士诒,居然想出对付的办法,他要把濒于破产的交通银行和信誉稍好的中国银行合并,渡过这场"金融危机"。

    北京的城墙依然很厚,可是正千孔百疮地破烂着,既抗不住几次外国军队的入侵,更防不了任何内部消息的泄漏。5月初,消息泄露,北京、天津立刻出现挤兑。探到内幕的军阀、财阀、政客、姨太太、老太监、小巡警,都知道银行破产在即,先把纸币给兑了,把商店的货给抢购了。果然,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交通两行所有分行的银子一律封存,不得兑换。政府要把自己发行的钞票变成废纸,京城以外的民众蒙在鼓里,恍然大悟后呼啸着涌向银行,要求兑换,大街上的惶恐惨不忍睹。商店学徒替老板来排队,还有从江浙,甚至安徽、江西、湖北掮着钱柜赶来上海的财主。汉口路中国银行行址三条马路外,都挤满了手持钞票和存单的人群。平时井然的江西路金融街(资讯 行情 论坛),拥挤嘈杂,大呼小叫,如同一大早的八仙桥、三角地小菜场。

    12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到北京总行停止兑付的命令电报。面对北洋政府制造的金融危机,上海的金融家如何应对?这场考验已经不止关系到银行信誉,更关系到中国人自办的银行能否在外资银行林立的上海金融界立足。应对不当的话,上海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会顷刻破产,不说将被汇丰等外资银行接管,说不定当天就会被汹涌的储户暴抢踏平。

    金融界的一次"东南互保"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毅然决定抗拒北京总行的命令,坚持兑付,保全中国银行。根据各分行只对自己发行的钞票负责精神,当时上海分行发行的钞票有400万元,库房里还有200万元银子储备。危机情况比全国稍好,应该可以兑付。不足的部分,宋、张两人出面,到外滩的汇丰等英资银行借到200万元。违抗北京总行命令,结果自然会被撤职查办。宋、张两人先出一棋,他们约请上海各中资银行经理以债务纠纷的名义,把自己告上"会审公廨"法庭。按照上海租界法律,诉讼期间,被告公司不得撤换经理人。如此,宋、张两人得以坐镇指挥,调用资金,平息兑付风潮。

    按报刊和回忆录的记载,那几天里,宋汉章、张嘉璈两人亲自站在营业大厅。兑付的人流一批批涌来,他们从外滩汇丰银行急调来的银子也故意从正门一箱箱地抬进来。汉口路分行艰难应付一天、二天,银行和市民双方在角力。到第三天,市民见到中国银行的银子确实源源不断,开始怀疑自己,相信银行了。第四天开始,人流渐渐缓了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市民开始传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里的银子深不可测,取之不竭,不如把取出的银子再存进去。于是,人群开始倒过来往里存银子,一场"金融风暴"顷刻瓦解。

    对比北方的情况,由于北京、天津和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东北无力抵制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不得不执行北京总行的命令,结果"京钞"一律不得兑换银子。北方经济本来凋敝,这场灾难后,"京钞"放在家里,拖了好多年不能兑换,仍然是一堆废纸,慢慢开放兑换,也是三钱不值二钱。北方货币体系全面崩溃,国家银行的信誉彻底破灭。遭此政客、军阀和财阀的长期搜刮和蹂躏,北方经济生活陷入长期的残破、混乱、欺诈和无信誉是自然的事情。1916年宋汉章和张嘉璈领导了上海中外资银行,联手抵制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捍卫了上海市民的经济利益,维护了中国银行在南中国的信誉。为动乱的中国,保存了相对安宁的南方。这种情景类似于1900年北方义和团起来的时候,上海和长江以南各省抗拒慈禧命令,不向外国宣战,置身事外,是金融界的一次"东南互保"。为此,上海的中外报纸一致称赞宋汉章、张家璈是"有胆识的银行家"、"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上海成为金融中心

    上海分行和北京总行的故事还没有完。由于上海分行的信誉,中国银行在上海的地位维持住了,总算还有一家中国人的银行能够挺立在外资银行林立的外滩。而且,上海最终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也和这个事件直接相关。6月份以后,因为北京、天津的中国、交通银行都关门拒兑,全国人民都不敢用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发行的货币,改用上海分行的钞票。远至汉口、重庆、济南、太原的财主,都把银子投到上海来,把上海的钞票带回去。"北京钞票"退出流通,"上海钞票"通行全国,连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也被挤走,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经济首都"名副其实。

    二十世纪初,北京和上海并称"金融中心",金融史学家杜恂诚称清末民初的北京是"财政金融中心",上海是"商务金融中心"。说白了,前者就是从全国收税敛财,向国内外贷款,是"花钱中心"。后者的资金都是拿来搞进出口,做实业,是"赚钱中心"。金融中心是依附在政治中心北京,还是坐落于商业中心上海,1916年的"金融风暴"是一个启示。1916年的经历,是全国民众的一次自觉选择,他们用钞票作选票,选宋汉章、张嘉璈这样的银行家作自己的管家,选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中国民众又一次认识到,在反复无常,横征暴敛的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唯有上海是一个讲信誉,做生意的地方。资金安全在上海。在全国金融中心的角力中,上海彻底压倒北京。二十世纪的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是历史的造就,是民众的选择,也是金融家的努力,不是国家政策安排。相反,北洋政府的行为,是对上海"金融中心"的摧残。

    支撑"金融中心"脊梁的不单是金钱,还有更重要的金融家。金融家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一批特殊的人群。同样是钱财钞票,金融家的眼光有所不同。一般的消费者、投资人手上的钞票,是钱,是财富,是资本。但是金融家拥有一整个库房的钱财就不止是这些,在他们眼中,它还是信誉,是责任,是道义。真正的金融家,首先应该是像宋汉章、张嘉璈这样敢于为民众理财护财的"当家人",而不是像梁士诒那样的"窃国大盗"。开银行的人像梁士诒那样,那他只是个贪婪的搜刮者、守财奴,保不定还是贪污犯。袁世凯的"五路财神"梁士诒,打着国家利益幌子,口称"顺应民意","替天行道",其实谋的是"袁记"和"梁记"私利。其家族和阁员、同僚、亲友,都在这幌子下捞取钱财。要提防这样的金融家,他们时时刻刻都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幌子底下,很可能卖着欺骗民众的蒙汗药。

    北洋政府直接管理下的北方财界和商界的贪污腐败,民国国民路人皆知。举例来说,从1916年到1920年期间,天津新开六家纱厂,其中四家(恒源、裕元、华新、裕大)的大股东是黎元洪(总统)、徐世昌(总统)、曹锟(总统)、段祺瑞(国务总理)、龚心湛(国务总理)、张作霖(东三省督军)、曹汝霖(交通总长)、王克敏(财政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王揖唐(内务总长)、周学熙(财政总长)、徐树铮(陆军总参谋长)、段芝贵(京畿警备总司令)、倪嗣冲(安徽督军)、陈光远(江西督军)、田中玉(山东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曹锐(直隶省长)等。这些人对攻城掠地,占人钱财更感兴趣,对企业不懂不问也不真爱惜,不过就是雇人敛钱而已。民间资本在北方很难生存,就象曹禺《雷雨》里的情景,河北、山西的矿山铁路,天津的工厂银行,全都是官僚们的天下。

    为后世垂范的"财富当家人"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清末民初的南北官场都是一样腐败。但是就市场秩序而言,上海中外商人构成的"市民社会"力量大过官场,遇事携手的话,常常能够抵御暴政的干预,因此情况远远好过北京、天津。上海的荣氏、郭氏等面粉厂、纱厂老板,还有大小银行、钱庄的股东,大多白手起家。上海的"十里洋场"固然也有贪官污吏进来"洗钱"和"挥霍"。上海的成功企业家、金融家,大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凭信誉讲经营,在民间苦斗打拼起来的,很少贪官污吏的企业能在竞争激烈、法规严明的上海商界、金融界长期立足。

    宋汉章,余姚人,中西书院毕业,银行跑楼出身。因为办事严谨,得到外国人和北京官场的信任,在1911年后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当年就曾经因为不肯给"革命党"贷款,遭到陈其美的绑架。上海各界谴责营救,才保住这位上海城第一"当家人"的性命。按今天的标准,宋汉章肯定是个一尘不染的"职业经理人"。一生靠薪水生活,所有酬金礼物,一律上缴。还有张嘉璈,宝山真如镇人。留日学习金融,庆应大学毕业,通过梁启超的关系,熟悉北京政界。他的妹妹张幼仪嫁了徐志摩,他的弟弟张君劢当了哲学家,后来都比他更出名,可是,张家的顶梁柱却是他这个大哥。1916年"金融风暴"后,袁世凯死去,梁士诒逃走,北洋政府只得请张嘉璈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实际主管全国财政,当年全中国的"资金安全"都靠他看管。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财富渊薮,不但是因为财富从各地积聚到这里,也不止是因为财富在这里更能生出新的财富,更因为是有宋汉章、张嘉璈这样的人物能够看守财富,整理财富,集为大成。在腐败遍地、天下混乱的局面下,要维持金融信誉的一方净土十分不易,然而三十年代前的上海做得到。张家璈为中国银行提出的宗旨是"为全国民众服务",中国银行一直想走商业银行的道路。1926年5月起,他坚持要在上海办公,等于是把总行从北京移到了上海。上海良好的金融秩序和法律体系保证了金融中心的可靠地位。壮大起来的中国银行,在"一战"后

    "德国总会"让出来的原址上,建立了自己的总部大楼,即那幢至今仍显巍峨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看它那老去了的曾经壮硕的身影,对照宋汉章、张嘉璈的作风,敢问今天在里面办公的"金融家"们几分依旧,几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