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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中国商业界似乎真的进入了一个“丑闻的季节”。一些明星公司相继出事，企业家的职业操守面临空前的质疑。
从已经公开的资讯来看，丑闻的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国内最大的牛奶公司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及公司多名高管涉嫌挪用公司资产炒卖国债造成巨额亏空；四川的家电长虹集团的前任当家人倪润峰在委托APEX公司开展出口贸易中造成将近40亿元的应收款坏账；而南
方的健力宝则继续风波不断，身陷震荡，前掌门人李经纬在涉嫌挪用公司资产尚未洗清之际便可能重掌帅印；另一家老牌公司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也是在问题重重中黯然下台，据称有关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
这些丑闻的共同特征便是，企业家涉嫌以各种非法手段挪用或侵吞国有资产，并造成本公司巨额的亏空。于是，一个近乎让人绝望的问题悬浮在人们的眼前：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总是喜欢掏空自己的公司？为什么他们不惜亲手搅乱公司正常的秩序，甚至纵容明显不合法或者肯定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为什么他们的精明、持重、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某些时刻会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追问之中，分明地透散出丝丝的悲凉。如果我们不从产权改革的角度来进行剖析，那么我们将被这些此起彼伏的丑闻事件逼进一个人性的死胡同。
丑闻的共性
剖析这些丑闻，一个十分明显的共性是，它们都发生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里的国营企业身上，经营者正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或振兴者，而产权改革的滞后或被冰藏则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窘境。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由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好，国有公司的效益普遍出现复苏，而各地在产权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层出不穷，于是，舆论对产权改革中的资产流失颇为敏感，特别是在香港教授郎咸平对科龙、TCL等公司的产权改造方案提出质疑之后，当今舆论已呈一边倒，MBO（管理层收购）颇有被妖魔化的态势。
不夸张地说，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公司的民间化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摇摆期。
所有熟悉中国民营公司成长历程的人士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产权改造一直是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产权改造是否成功成为了一家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的前提。早在10年之前，广东企业界就有了“改到深处是产权”的感叹。在1999年前后，中小型公有企业的产权人格化改革曾进入过一个高速推进期，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大量国营或集体企业被改制。资料显示，目前浙江全省的国有和集体企业，96.7％已经完成转制，江苏省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的改制面已达94%，其中，中小企业改制面突破96%。有理由相信，近年来江浙两省企业普遍向好，与这项改革措施密不可分。
产权改造运动的尴尬
然而，一个不得不指出的现状是，这项颇有成效的产权改造运动是在纷议重重和并不规范的政策环境中完成的。由于缺乏公开的竞价平台和明确的政策依据，几乎所有企业的产权改造都是变通的产物。往往，那些企业规模不大，业务成长不稳定的企业最容易完成改制，而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企业则难度很大。如果形象比喻的话，目前的企业产权变革很像一场没有底线的、讨价还价的游戏。大凡不是在中国商业界深潜过的经济界人士，很难想象最为刚性和严格的公司产权变革会是在这样一种充满了偶然、变通和侥幸的氛围中寸寸前行的。联想集团是在1994年公司业务陷入困境的时候完成产权改造的，事后柳传志曾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很大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一百倍了。”言辞之中，分明是百般的侥幸。
但是，中国乃至世界公司改革的经验表明，没有明晰的产权人格化，任何企业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中都无法获得可持续的成长。企业家对资本的追逐天性，并不因所有制的不同而稍有改变。特别是，当这个群体认为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出现巨大反差之际，再惊险的冒险他们都会不惜尝试。当变通无法实现的时候，铤而走险便成了必然的选择。于是，丑闻的土壤便渐渐生成，在资本的诱惑下欲望层层叠叠莽然杂生。
没有一个企业家愿意掏空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公司，这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它与人性不符。但是，没有一个市场竞争下的企业可能在产权完全虚置的情况下不被掏空，因为这也与人性不符。当一个接一个的丑闻纷涌爆出的今天，我们的目光也许应该从喧嚣的表面稍稍摆脱片刻，从更为深层的体制角度来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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