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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刚过，一位江西农村的老乡打来电话，说是提前给我拜年。我一看电话是用手机打来的，便问道：你是不是发了，打电话都用上了手机？他笑着回答：不瞒你说，我还真富起来了。特别是2004年，农业大丰收，仅粮食一项就比上年多收了5万元，加上其它收入，共增收8万元。不仅盖了新房，装了电话，还买了拖拉机和手机，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生活。我听了半信半疑，打了个电话回老家一问，事实果然如此。现在，富起来的农民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啊！
去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良好态势，是四大利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其中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政策效应。去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9个方面22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接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并推行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具购置补贴政策；随后，又出台了坚决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四项保障措施，收到良好效果。在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下，“三农”实现了“三突破”：农民收入突破增长5％的目标，是近7年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次；粮食生产突破4550亿公斤，增量与增幅是历史上少有的；农业效益取得新的突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12公斤以上。据统计，去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0元，实际增长11.4％，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4.4个百分点。随着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市场消费也随之大幅上升。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强国安邦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前几年有关支农强农的政策措施不够到位，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2％，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从1997年开始，增长幅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直到2001年才出现反弹，增长4.2％。最近几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一半，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巨大障碍。
2004年，全国各地随着各项支农强农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许多农民的腰包开始鼓起来了。各地农民和我的家乡人一样，都有了一笔增收账，他们从农产品提价和各种税、费降低这“一加一减”中，深切体会到了中央“多予少取”方针政策的良苦用心，实实在在获得了富国利民的实际利益，形势的确喜人。
在成绩面前，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据农业部负责人介绍：2005年继续保持粮食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的基本目标，有许多新的政策措施的支持，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其中有三个“不可低估”：一是实现粮食稳定增产的难度不可低估；二是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度不可低估；三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难度不可低估。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现在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很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地方的农民收入还相当低下。一些地方党的各项农村政策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一些地方害农、坑农的现象时有发生，假种子、假化肥充斥市场；一些地方的“种地无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基本生活无保障，成为城市新的贫民，给安定团结带来隐患。
权威人士认为，要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农民的腰包真正鼓起来，应从长远的战略上考虑，用“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来思考“三农”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为36％，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50％）。为彻底解决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将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逐步解放出来，最终达到减少农民、致富农民的目的。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1.3亿农民离开土地，已有9000万农民在城镇生活，其中60％的农民流向拉东部城镇，已与当地城市居民融为一体，相互依存。大量的农村劳力进入城市就业，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城乡信息、劳力、资金、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城乡互补和共同发展。同时，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规模经营。有人预言：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和完善后，将有人口的50％、全国GDP的80％、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在约占总面积不到6％的土地上生存发展。到那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农民已经真正成为现代农民，腰包也真正鼓起来了。
本报评论员：万贵生
《市场报》 (2005年01月14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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