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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有企业杭钢集团入主宁波建龙民营钢铁项目，拥有其43.85%的股权。另外，铁本项目据说也有可能被国有钢铁企业接盘。民营企业在钢铁业的投资热潮渐渐熄灭，留下来的思考却很多很多。
和过去民营企业投资的小打小闹相比，铁本和建龙两个钢铁项目，计划投资额都超过100亿元，设计规模分别达到840万吨和600万吨钢，这样的以民企为主导的巨无霸投资项目，
在几年前是很难想象的，但如今，在钢铁、汽车、化工等产业中，民企投资数额不断上涨。
民企如果不自量力地投资巨无霸项目，就如同一个气球被吹大，极度膨胀后爆裂，并殃及四周，给民企本身、行业发展和地方经济都造成影响。其中症结何在？民企如何防范风险？地方政府又该怎样对待民资扩张的冲动？
发展快促成“拍脑袋”
民营资本一直是我国市场中最活跃的资本形式之一，数额庞大、形式多样，紧跟市场变化。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截至去年6月底，上海民营企业总户数已达348801户，总注册资本突破5000亿元；近5年来，上海民企的数量增幅年均达25%以上，分布行业也迅速扩大。但从目前国内实际来看，民企投资与政府投资相比，有着先天不足：信息渠道不畅，对市场经济的周期变化把握不准；过分注重利润，在社会责任感的自律性方面有所欠缺。这些都容易造成民企投资的盲目冲动。
专家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民营经济的大步发展和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10月，全国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481亿元，占全国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的65.39%，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同时，钢铁、汽车、化工等行业在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这“刺激”着过去集中于贸易流通和轻工领域的民营资本，迅速向重化工业领域转移，其中包括大量没有行业背景却信心十足的民营企业。需要指出的是，民企之所以冲动地投资不熟悉的行业，与民企资本积累的迅速扩大不无关系。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上海民企的户均注册资本仅为57.3万元，而到去年6月底，这个数字已上升为145.6万元。资本积累太快，容易导致“拍脑袋”决策。
相比于注册资本1亿元就算大公司的贸易流通企业、轻工企业，进军重化工业需要的是10倍乃至数十倍的投资，这样的投资决策，若不慎重，对民企的打击必然是致命的。
推波助澜发“高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微观企业的主体，投资决策出现失误是难免的，优胜劣汰，是企业在市场的生存法则。民企投资出现决策判断的失误，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原因外，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鼓励和支持，也是重要的原因。据悉，包括上海在内，各地许多工业园区，都或多或少地以政策支持来营造投资氛围，甚至促成投资大的民企向银行贷巨款。因为在“GDP政绩观”的驱使下，政府部门自然对民企投资项目寄予厚望。
当然，政府部门支持的民企投资项目，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政府支持的民企投资是错误决策的话，那就为本来就拍脑袋的民营资本撑了胆，足以在本来正常运行的行业投资上添一把火，使行业投资温度由正常转为“高烧”。钢铁是如此，近年来民企纷纷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有足球，何尝不是如此？
专家认为，这一问题根源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和考核制度的扭曲。尽管中央已经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很长时间内，GDP依然是衡量业绩的第一标尺，没有GDP的发展，没有经济总量排名的上升，很难说地方政府是有作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曾发表观点，认为当前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之一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分利化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地方与中央的博弈能力，而地方政府发展一方经济的急迫性，更助长了企业的投资冲动。
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步伐艰难，使得银行很难不为地方政府上项目出力，提供信贷支持，包括与地方关系密切、投资额巨大的民营项目。这往往造成市场未热，地方先热，各地争先恐后上项目。
这种由地方“加热”后的民资盲目冲动，带来的后果也就不仅仅是民企本身陷入困境，还拖累了国有银行和地方经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中，不少就是冲动投资造成的。
冲动回归是时候了
从目前的中国国情来看，要求地方政府不干预经济建设、不扶持企业发展是不现实的，而民资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必定是有着不断追求利润的动力。因而，在中央果断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之后，民企本身反思自身的投资决策机制，地方政府反思如何角色定位，这些都是要优先考虑的迫切而实际的问题。
在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还不能与企业资产规模相适应，没有形成良好的公司经营决策层，重大投资决策往往由董事长一人说了算，在投资决策前缺少对项目全面的调查、对行业和宏观经济的分析，对风险的充分估计等。这样作出的投资决策，日后容易产生问题。因此，民企形成多元化股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设计科学的投资决策流程，在投资项目的提出、评估、决策、实施与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对投资决策进行程序控制，在投资范围、时机、策略、成本等上面进行详细研究核算，是减少投资盲目性的重要一环。
地方政府对民企投资的引导方式也必须转变。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变对于投资项目特别是大项目给予的特殊的政策扶持和借贷支持等，这些“保姆”式的做法，不光行政色彩太浓，而且使政府成了“运动员”而不是“裁判员”。专家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扶持民企的重点不应是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单个项目，而在于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包括及时提供各类政策信息、打破部分行业的准入壁垒、多元化拓宽民企融资渠道、真正从主导角色向服务角色转变，“到位不越位”，让民企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自主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也应该看到，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换的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一方面，要加速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依法行政，将各级职能部门的行为置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改变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约束的局面；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和银行信贷制度，加快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让土地和资金两个要素的分配逐步市场化。
总之，只有让民资投资冲动维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企业决策层面，并被科学地分析决断，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决策失误。
本报记者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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