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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而言，爆竹声里的辞旧迎新，不光是民俗民风，更有着几千来的文化积淀与传承。所以，有关烟花爆竹的“禁放”与“解禁”之争，并没有因为一两个规定的出台而停歇。临近年节，烟花爆竹的燃放问题，再次被提起。
元旦前，武汉市政府特别强调，禁鞭依旧。对燃放鞭炮的成年人，以及销售、存储烟花爆竹者，一律治安拘留。
而在南京，烟花爆竹则有限开禁。该市烟花爆竹协会有关人士介绍，开禁的烟花爆竹包括六大类109种。摔炮、砸炮等危险性较高的产品，不在开禁范围内。同时，为确保市民在燃放点内买到安全的烟花爆竹，有关部门还在所有的烟花爆竹产品上贴有“烟花爆竹销售专用防伪标志”。（《南京日报》1月8日）
禁止燃放或者限制燃放，情况不同，各地的立法不尽相同，不能断言好与坏。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手段来执法，却是保证法规得以实施的关键。很多时候，立法并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难就难在法的实施。
著名的美国“禁酒法案”作为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于1920年1月17日正式生效。但严刑峻法并没有挡住美国人对酒的需求，反而适得其反，让酿造私酒成为庞大的非法事业，美国黑社会在私酒利润的滋养下变得空前繁荣。高额的执法成本更让执法者不胜其重，单是纽约一地，要切实执行禁酒法令，需要动员的警力便高达25万名。1933年12月4日，“禁酒法案”被废除。
北京的自行车税在征收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北京现有400多万辆自行车，为了征收使用税，税务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可统计数据却显示，1992年到2000年9年间，征收来的自行车税，逐年下降。而在2002年，地税局的征收成本已经达到了实际征收税款的30%-40%，总税款却不到全市税收的万分之四。2004年，自行车税被取消。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如果执法成本过高，法律便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同样是限制烟花爆竹的燃放，不同的方式必然带来不同的后果。对比武汉和南京两地，可以看出，武汉禁放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对燃放者治安拘留的惩处，不可谓不严。可我怀疑，以有限的警力，如何管得住众多的违规者？而一旦有违规者不受惩罚，就形成一种鼓励和暗示，从而带动更多的违规者。最终的结果，有可能是有法不依，法之不法。
当然，南京的部分解禁措施，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正如执法人员所说，10年禁放一朝有限开禁，最关键的问题是确保安全，一方面确保产品安全，另一方面确保燃放现场安全。为确保安全，南京市为所有在燃放点购买燃放烟花爆竹的市民购买了烟花爆竹产品责任险，如因烟花爆竹质量问题引发事故的，保险公司将予以理赔。市民要获理赔，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即在市政府指定的燃放点内、在有限开禁的时间段内、品种为109种解禁的烟花爆竹。显然易见，这种建立在“让步”基础上，有保障的执法方式，要有效得多。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法律和法规的出台，事先必须考虑好执法难度和执法成本。在一些有较大争议又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立法上，“严刑峻法”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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