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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街头罪犯”实施“经济封锁”是不正当的
据中新社1月11日报道，针对日益猖獗的街头犯罪，广州警方和市民提出“经济封锁”的新对策：警察公开跟踪盯梢，市民声援配合，让街头罪犯一出现，就暴露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使其无法作案，法律上够不上刑罚标准，但经济上将其“饿死困死”，“街头罪犯”没有下手机会，失去了经济来源，恐怕要逃离广州了。
警察跟踪“罪犯”是不是实现了治安效益的最大化姑且不论，问题在于，哪个“罪犯”脸上写着“我要干坏事了”？警方凭什么辨别谁是“街头罪犯”，该跟踪谁？
既然还没有实施犯罪，那么那些曾经有过偷抢的人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今后还一定会再偷再抢？是不是其犯罪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锁定某一个特殊人群，用跟踪并让所有人监视的方式防止他们犯罪，是在公共安全幌子下对他们私生活的公然侵犯，是一种“法外处罚”。
在“经济封锁”中，“街头罪犯”一出现，哪怕他没有犯罪甚至没有想犯罪，也将暴露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万人瞩目，让他没有隐私可言，人格上也将备感侮辱，在这样的氛围下，最后离开这座城市的，除了因为失去生活来源的“潜在街头罪犯”，或许还有并不想重复过去只是受不了“监视”而选择离开的“曾经的街头罪犯”？
街头犯罪取证难，金额一般难以符合立案标准，即使抓住了案犯往往也难以定罪，这是立法和执法的尴尬。如果因此而让少数人，其中或许不乏准备弃恶从善的人，都来承受一出门就被跟踪甚至可能因为无法正常生活不得不逃离这座城市的代价，却是不正当的，也是危险的。检察日报李曙明
副教授毒杀上司案警示“官本位”思想
据《现代快报》1月11日报道，扬州大学副教授贡昌春担任一教研室代理副主任长达十年，在引进了一位高级人才担任该教研室正主任之后，贡昌春心理失衡，数次给上司投毒，几使这位高级学术人才丧命。相比以往，这无疑是另一种副职谋害正职的“新版本”。除了该罪犯自身行为的恶劣外，也证明即使在大学校园内，亦不能免除“你挡我的升迁路，我就要干掉你”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是该案件给出的另外的警示：
第一，据称，公务员体制改革主要将通过提高其各项待遇及收入以弥补可能无法升迁的“缺憾”，而从这起案件来看，虽然当事人身份与政府公务员有所不同，其职位和职称也属不低之列，但是依然做出了这种昏事，说明无法升迁易让人“受伤”，学校如此，其他强调职位区隔的部门就更难保不会有为了升迁而不择手段的现象出现，不彻底清除“官本位”思想，这种困境恐难走出。
其二，大学内部的体制改革亦势在必行。大学内部管理并行两套架构，一是学术体系，二是行政管理体系。长期以来的倾向是学术地位和行政级别相挂钩，但这却导致了“学术人才蜕变成为行政官僚”等怪现象，其反映出的问题，同样还是“官本位”的思想在其中作祟。
如何让“升迁梦”破灭的人依然能够安之若素、兢兢业业于本职工作，当然首先有赖于个人素质、修养的提高，其次有赖于继续深入地改革包括政府机关、大学等在内的所有实行行政体系管理的单位。但笔者以为，如何从根本上破除“官本位”是最为关键的。
山东省青岛市孙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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