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以宁先生近期关于“税收制度不应该劫富济贫”的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几乎已演变为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一桩“公共事件”。
年前，厉以宁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发表演讲时说：“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队伍壮大，而中产队伍壮大应主要依靠提高较低收入者群体的收入，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
是言一出，立即招来了众多议论。很多人甚至在互联网上指责说，厉以宁先生此话表明，他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他坐歪了屁股，等等……
在我们的印象中，厉以宁先生在近几年内已经不止一次地受到舆论的集中抨击。前几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因厉先生等多位经济学者联手批驳吴敬琏先生的“股市赌场论”而引起的。
正如我们不赞同厉先生以往引发争议的几次高论一样，早报评论员今次也明确表示，我们反对厉先生对现有税收制度在这一点上的批评。我们的理由是，厉以宁先生的话从经济学基本原理上看尽管也许并没什么错，但他在此时此刻说这样的话，明显是无的放矢。因为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不仅没有如厉先生所说的“把富人降为中产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调整收入差距是不力的。我们进一步认为，作为一位学术造诣无可指责、且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经济学权威学者，在社会公平正成为当前社会焦点问题的现实语境下，轻率地发表上述有明确指向性的言论，是不恰当的。
当然，我们同时主张不同意见在学理层面自由争鸣和探讨，反对一些媒体和网站对厉先生发出无聊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学术自由是社会开放带来的进步，务必加倍珍惜。
但是，任何真理都有一个适用范围的“度”的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发现另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相当多的舆论中浮现出来，有必要作适当的厘清。这种观点认为，我国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应该对目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负很大的责任，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寄很大希望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来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认清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向富人多征税确系各国解决贫富矛盾的常用手段之一，但同样用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发达国家运用娴熟且很管用，在欠发达国家却经常不太管用———甚至适得其反。南桔北枳是因为水土不服，国情不同造成了相同的政策和做法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效果大相径庭。依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用税收调节贫富差距属“技术手段”层面，从更高端的制度层面解决贫富差距，关键要有好的“市场制度”，包括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相应的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等等。惟如此，方可控制贫富差距于可承受的边界之内。
在转型中国，政府当然也该用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但多征税并不能自动调节贫富差距，还得制订配套公共政策，还得建立和疏通实现有效转移支付的管道，建立保障税款的确用于贫困群体身上的监督体系……这些环环相扣的环节，目前均存在严重缺陷甚至“肠梗阻”，转移支付过程所暴露的大量腐败就是颇具说服力的注脚。
从制度层面分析检讨，造成眼下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主因并不是对富人的税收征得不够高，而是行政垄断市场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市场歧视仍相当普遍，行政效率不高，权力寻租不断“进化”，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导致相当部分的财富不是通过创业与竞争而是借助豪夺与剥夺的方式向少数人集中。因此，要想缩小国内贫富差距，在不排除动用税收杠杆等经济政策手段的前提下，关键取决于继续推进制度变革的决心和力度。观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包括贫富差距、劳资关系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之持续缓和，无不都从制度变革这一根本环节着手。
厉以宁包括其他学者不是不可质疑，问题在于不可停留于表层就事论事，而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使讨论为推进改制形成真正良性的舆论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