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杨帆称人民币应该升值且不会打击出口(2)

　

加息并不能缓解通货膨胀

　　人民币升值期，其实从1994年已经开始，但反对升值的声音一直非常强大。

　　1994----1997年为第一时期，因国内通货膨胀，外经贸专家纷纷出面，以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为依托，坚决主张人民币贬值。他们实际代表了计划经济利益集团的残余：国内出口集团的利益。此次干预政策失败以后，汇率决定权就从外贸口转移到人民银行，从出口利益转向国内外经济平衡的考虑。

　　1997---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国内外舆论以“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反对中国政府的稳定汇率与香港政府的托市政策。中国政府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人民币不贬值与香港托市成功，中国发挥了稳定亚洲与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当时国内通货紧缩促进了出口，抵消了周边国家贬值的影响。

　　2001年以来升值呼声越来越高，产生严重升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聚集于香港，或曲折进入国内购买廉价人民币资产，等待人民币升值。境外声音主要是日本美国政府，国际部分金融机构及产业组织。美国在受挫之后，把要求人民币升值，变为要求汇率机制更具弹性，表面具有市场理念，实际仍旧是压迫人民币升值，因为低估不改变，扩大浮动只能使人民币马上升值到上限，不断扩大就不断升值。在升值20%以前，人民币是浮动不起来的。中国政府一再宣布人民币不升值以图打消升值预期，事实上，中国出口仅占世界百分之五，不可能产生那么大影响。

　　被誉为“欧元之父”、主张固定汇率的蒙代尔认为，中国出口的强大竞争力源自其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人民币汇率无关，允许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缓和世界贸易不平衡，只会让投资昂贵，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 人民币升值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可自由兑换、国际收支平衡、全球经济稳定。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银行不良贷款、国企改革没有解决，不可能放开汇率。蒙代尔认为升值对中国经济产生六大影响：打击出口，加大通货紧缩，减少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利润，增大就业压力，增加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影响货币政策稳定。

　　中国银行界存在强硬的反对升值意见，根据是：由于银行呆帐等深层次原因，政府将被迫发行越来越多的基础货币以缓解各种问题，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目前虽有升值压力，也应坚持不升。政府两年以来使用一揽子措施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包括：出台QFII，研究QDII，支持企业国外投资，允许外资企业国内融资，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发人民币债券，允许跨国公司集中操作外汇资源， 提高个人出国换汇限额标准，放宽出境携带外汇限制，移民非居民国内资产可兑换汇出，放宽经常项目下企业开立外汇账户及管理，降低出口退税率等。

　　杨帆指出，上述宣言与政策没有能够扭转升值预期。2004年10月人民银行随美圆加息开始提高人民币利率，其政策含义仍旧是：在升值与升息之间首选升息。但社会上抛售美圆更强烈，现在把美圆换成人民币可获得较高利息。加息并不能缓解通货膨胀，反而打击房地产和股市，有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停滞膨胀。国内通货膨胀已从需求拉动转为成本推动，现在将人民币升值可降低进口品价格和国内物价。因此加息不能代替升值。

　　汇率问题实质是水平长期低估应该调整，而不是机制改革，扩大浮动是没有争议的，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浮动会成为单边浮动升值，并进一步加剧升值预期。因此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人民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论依据。特别是研究可贸易品和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深入发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

　　人民币升值的三种方案

　　当然，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还得权衡利弊。

　　“这就应该深入研究升值与不升值的利与弊，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产生升值压力。”杨帆在得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做了深入地研究，“升值预期诱导投机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购买廉价人民币资产。国家为维持汇率不变不得不收购外汇，形成特殊的资本循环与国内外经济不平衡。在中国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与技术设备阶段，在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中，应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

　　他在报告中建议，人民币升值有三种办法：第一种，一次性超额升值后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消除升值预期。第二种，改变人民币定值基础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把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并轨，靠近均衡汇率，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15%。第三种最为实际，继续与美元挂钩，先升值10%，再扩大浮动到3-5%，估计人民币会连续升值2—3年，大约20-30%，然后稳定下来。这种办法对企业和冲击小，风险是小幅度升值期间会强化升值预期，我们只能承担这一风险，并依靠外汇管制控制投机资本进入。

　　但“最大风险在升值预期而不在升值本身，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杨帆教授认为。

　　重化工业化时期大量进口资源技术，货币升值首先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缓解通 货膨胀，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会打击出口，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人民币资产价值。如果升值，应采取系统对策，使中国经济接近稳定的国内外平衡。

　　3年左右的升值期可容忍年200---300亿美圆贸易顺差，400亿美圆经常项目逆差。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可能受到影响，但总体出口额不会下降，只是增长率会减慢。出口退税不能削弱，可在升值期加速技术升级。

　　进口增长率超过出口增长率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中国作为资源进口大国，货币升值可降低进口价格，国家应有能力集中进口石油、粮食、矿砂、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限制进口奢侈消费品，则人民币升值不会扩大反而缩小贸易逆差。

　　升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值提高，拥有人民币资产的人因此受益，中国收入和资产占有程度非常不平均，升值会恶化收入分配，继续扩大财产占有的不平均。因此需要国家调节，征收财产税，遗产税和所得税。

　　目前国内经济面临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矛盾，争论极大，是升值好机会。货币对外币升值意味着国内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天然克星。特别是中国不得不大量进口国际资源能源，输入国际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可遏止物价上升，促进技术进步。2003年突然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给人民币以升值机遇，避免出现升值与通货紧缩恶性循环。

　　杨帆认为，借此机会实现新的国内外经济平衡，值得认真考虑。同时也是考验决策的魄力与政策配套的跟进效率。相反，害怕承担升值期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不变应万变”，消极等待国内通货膨胀，不能以升值克服通货膨胀；减少出口退税放慢技术进步速度而不是促进技术进步；长期低估人民币，会恶化贸易条件造成国民福利损失；把人民币资产廉价卖给国际资本；大量进口资源能源技术时期维持低汇率，损失巨大。我们应主动迎接和克服风险，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收入分配，控制奢侈品进口，控制泡沫经济，促进企业技术升级等。

　　杨帆担心的是，如果说还有什么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不要急于把人民币自由兑换。“三元定理”说货币自由兑换，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不能兼得。如把自由兑换作为前提，后两者就无法兼得。维持固定汇率并且不升值，国内货币政策就无法独立；放弃固定汇率任其浮动，必引起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和波动。现在的政策选择是：是在升值期不实行自由兑换，严格管制投机资本，还是不升值，利用升值预期实现完全自由兑换。

　　扩大汇率浮动范围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确，在汇率水平严重偏低时会出现单边升值，不断扩大浮动幅度成为升值的形式，加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起投机资本大举进入。此时放弃外汇管制，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不可能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只能放到最后，那就是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国内各项改革基本完成，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且稳定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清醒地看到，目前40多项资本管制措施，能放开的基本都在放开，不能放开的也难以马上放开，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数年之内不能实现，可以考虑实行浮动升值，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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