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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的首次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地下信贷的规模在7400亿元至8300亿元之间，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而花旗银行一份研究报告的估计更为惊人，在2004年5月到10月期间，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而这些资金都用于自己投资或民间融资。
地下金融也被称作为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
。从沈阳万象到山西璞真，随着非法融资屡屡曝光，地下金融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地下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了1/4个世纪，但金融行业一直属于垄断行业。金融压抑和垄断造成严重的信贷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深受其害。虽然非国有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贷款却不到银行贷款总额的20%。据悉，目前全国中小企业超过1/3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
地下金融的功能之一是为居民存款向体制外流动提供了通道。居民存款的流失实际上是资金在寻找自己的市场价值，通过地下金融实现资金流动是一种优化配置的过程。所以，地下金融的繁荣是对金融压抑的一种市场反应，也是对落后金融体制的一种替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地下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体制弊病，资金流向最需要的部门，整个经济的效率因此得到提高，产出得以增加。
但是地下金融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地下金融缺乏起码的信用。地下金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信用难以保证。在高昂回报的刺激下，金融中介和融资企业容易滋生短期行为，非金融企业以实业为名变相非法融资的现象屡禁不止。
地下融资的成本也异常高昂。地下融资的利率要对其高风险进行补偿，因而利率极高。一般说来，融资成本随融资规模的增加而下降，因而金融具有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但地下金融分布零散，也不太可能整合重组，因而不会形成规模效应，利率也就无法下降。
最令人担忧的后果是非法融资有自我制度化的趋势，使将来的改革成本无限加大。地下融资虽然有利于缓解金融压抑所造成的扭曲，但每年近百亿的利息会形成相应的利益输送渠道，并足以滋生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要改革各种非法融资，相关势力就会百般阻挠，增加改革成本。地下融资的这种强化蔓延机制是十分可怕的。
增加打击力度和稽查密度是抑制地下金融蔓延的有力措施，但治本之计在于从源头上放松金融压抑，规范民间融资。毕竟，疏胜于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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