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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表决制度只是过渡性措施，而不是替代性措施。若把一项过渡性措施看作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果将十分危险。管理层可以进一步完善分类表决制度，但不能因此拖延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
财经观察本报记者 张炜
分类表决制度的实施，是证券市场基础性建设的进步。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可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但需要指出的是，分类表决制度只是过渡性措施，而不是替代性措施。有一种观点认为，处理股权分置问题应把握“远”与“近”，既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启动或在短期内完全解决，就需要一个“远”“近”结合的过渡性措施。于是，便有了股权分置前提下的“分类表决”制度。这种观点说出了当前证券市场的现状，但如果认为有了分类表决制度，就可以暂时化解股权分置矛盾，并将处理股权分置问题放在更远的时间，那显然是错误的。分类表决制度实施后，176家机构的调查认为“今年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此项机构调查说明，尽管管理层将实施分类表决制度看作“远”“近”结合，但投资者并没有因此认为股权分置矛盾得到了缓和，抑或股权分置的解决可暂时“搁置”。
分类表决制度本身不是没有缺陷。首旅股份打响分类表决第一枪，就有投资者提出质疑。参与网上投票的94万多股中，有72．78％的参与股东投出了反对票，但仍未能改变大股东圈钱的决定；手中只有227．7万股的两家机构，投出的赞成票决定了另外两万多流通股东的命运。有中小投资者怀疑法人股东们操纵了分类表决，“只花1000多万就可以持有200多万股，与将配股圈到的1亿多现金相比，即使全部亏了都划得来！”那么，分类表决是否有可能被大股东操纵呢？该项制度实施后，市场上早有传闻称大股东及上市公司加紧公关。一方面，大股东及上市公司难免与持有流通股的机构进行沟通，争取其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大股东及上市公司可能动员关联方或委托其它机构，在分类表决中成为有决定权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较之大股东可能取得巨额利益，进行分类表决“公关”肯定很值得。首旅股份的投票参与率只有1．35％，华北制药仅1．13％，民生银行为5．28％，重庆百货为5．45％。从上述分类表决的参与度看，若大股东及上市公司实施“公关”，其难度与成本并非“高不可攀”。
分类表决制度与消除股权分置矛盾，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分类表决制度只是设置了一道闸，给社会公众股股东以话语权和表决权，遏制大股东的某些行为。一旦大股东在分类表决中过关，就能继续享有由股权分置制度缺陷所“创造”的利益。分类表决前的承诺信誓旦旦，分类表决后的落实可能根本是另一回事。而消除股权分置矛盾，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使大股东真正意义回到与中小股东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已实施的上市公司分类表决案看，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参与意识并不强。管理层要求上市公司应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比例。鼓励上市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然而，我国股民习惯于“用脚投票”，散户比例仍较高，网络投票或许根本无源于相当比例的中小股东。流通股东对法人股东的不信任程度相当高，也使得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相对消极。
若把一项过渡性措施看作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果将十分危险。尤其是分类表决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上市公司与持有流通股的机构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势必增加，串谋手段也会多样化、复杂化。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指出，分类表决制度“能否真正起到利益制衡的作用，是否会引发新的问题都需要市场去验证。”而股权分置问题的存在依然严重困扰着证券市场，长期拖下去必然使股市危局越陷越深。管理层可以进一步完善分类表决制度，但不能因此拖延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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