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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台湾IT教父施振荣正式荣退，台北为此组织了一场600人参加的“退休感恩晚会”，鸿海集团郭台铭、台积电张忠谋等大佬都出席捧场。施振荣现年60岁，28年前以区区100万元台币创办宏基，如今由他一手撑起的新宏基（Acer）、明基（BenQ）、纬创（Wistron）跃居台湾最大电子集团，Acer目前已是全球第五大个人电脑品牌。
施公荣退，据称将投身创业投资和咨询领域，给人生另起一个新的段落。这样的新闻
在港台、欧美并不稀罕，GE的杰克·韦尔奇、IBM的郭士纳都是在转战商海多年后锦衣荣退，并以成功者的姿态在新的领域中悠闲度日。反观风起云涌的中国大陆，二十年间确乎很少这样的新闻，很难找出一个“荣退”了的企业家。不说当年风云一时、如今不知所踪的步鑫生、马胜利，也不说今天仍在深牢中不甘自坠的牟其中、褚时健，还不提被逼远走天涯的潘宁、仰融，即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长虹的倪润峰、三九的赵新先、东方通信的施继兴，无一不是在灰头土面中走下舞台的，最令人不堪的是健力宝的李经纬，先是MBO不成，竟被定下贪渎的嫌疑罪名，不仅没有得到应有之回报，还闹了个身心俱损，被长时间“软禁”于医院，直到健力宝实在被折腾到了锅底朝天，近日才又有传闻要把老李子重新“请回”三水市。
二十年来，中国的公司成就多少英雄豪杰，但一句老话“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却宿命般地如影随形在企业家们的身后，每每如期应验，次次令人唏嘘。中国的公司成长从来是从一片荒芜中开始的，那些草莽汉子白手起家，既要在市场拼搏争利，又需与体制抗衡妥协，还要不断提高自我克服陋习，算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创业大戏。而到了晚年，却因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积弊并发，自身不保，往往在狼狈中黯然退场。这不能不谓是中国当代企业史的一个悲剧。
一一解读那些“晚节不保”的企业家，不得不令人反思中国现有的企业文化和体制积弊。一个惊人相同的规律是：在创业早年，因客观原因，这些企业往往带着国营、集体的红帽子，其企业所有权或控股权大多属于当地县、镇乃至乡一级政府。企业成长过程中，这顶红帽子的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征地、用工、贷款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享受上确是尝到了甜头，在每次经济宏观调控中，国营或集体的身份也使企业躲过了很多的险滩风波。但是，红帽子却也成了孙猴子头上的那个紧箍圈，当公司规模渐大以及需要规范化经营之际，经营者与产权所有者的矛盾便渐渐突出，终而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时候，一个不对等的博弈便产生了：相对于“先天”地拥有产权的基层政府而言，对公司命运承担全部责任的经营者在资本上几乎没有任何谈判的话语权。其后，便会出现下面这些情形———
经营者为了获得公司的资本权竭尽全力，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手段的高低巧妙，时机的拿捏把握，唯有少数修成了正果，而更多的则结局不佳，特别是那些众目睽睽之下的大公司，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产权改造便越是困难。地方政府则身处两难，把一个会生蛋的金母鸡卖给自己的“保姆”，谁敢承担流失之责？于是，便出现了“宁予洋人、外人，不予家人、仆人”的现象。
这中间的种种微妙博弈，构成了当今中国商业最生动和暧昧的风景。
时至今日，郎咸平式的追问固然看上去正气，听起来解气，但是，是否真正有益于中国公司的健康成长和民营化趋势，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国有资本在非能源性领域的竞争弱势，举世皆然，或许已不需要太多的论证。一个迫在眉睫的命题是，我们究竟应该通过怎样公开、公平和合理的方式，让改革的成果真正分享予那些财富的创造者们。如果这个课题迟迟悬而不解，当今中国的企业家们要想求一份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恐怕也是一件大大的难事了。
人生自古多飘摇，江湖谁人能不老。不知何时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也能有一场施振荣式的“荣退感恩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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